（2012年2月8日）

《炎黄春秋》创刊21年，在全国性的报刊杂志中，《炎黄春秋》是难得少有的几家以史为鉴，坚持说真话，敢于亮不同观点史料，不趋炎附势的一部刊物，深得广大读者的尊重和爱戴。

关于应该如何进行宣传报导，家父陆定一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这个“新闻定义”，现在仍是各大学新闻专业中要学习背诵的“定义”。父亲在定义中反复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本身，而不是什么其它东西，事实是第一性的，而新闻是第二性的。在事实与政冶的相互关系上，父亲反复强调事实是第一性的，而政治性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讲：“如果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颠倒了”。

但现在，一些地方强调“新闻为政治服务”，它们所说的“服务”，是把政治放在了第一性，而把事实摆在了第二性，为了达到某种政冶目的或私利，新闻就可以去说假话，就可以去欺上瞞下，就可以去报喜不报忧，就可以用“封口费”去收买记者制造假信息。

上世纪“大跃进”期间，在全国多地出现“亩产万斤粮”虚假消息报导的背后，是数千万百姓被饿死事实的被瞞报。父亲对我说：“想不到我们过去对付国民党的做法，现在用到党内来了”。结果，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被批判，成了“反党集团”，而“三面红旗”迎风不倒，被倍加颂扬。但谎话是不能持久的，全党终于在深刻反思中，在打倒“四人帮”后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肯定了大跃进的失败。此时，以前被打压的、具有真实性的信息和材料，都成了珍贵的有价值的资料，被拿来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或教训；而前期有关“亩产万斤粮”的学术论文、消息报导，都成了一堆信息垃圾，毫无价值，被人齿笑。

我是搞技术的，不懂政治，是研究经济和信息工程的，全国金融领域的第一部《CIO》（注：《首席信息执行官》）就是我写的。在IT和信息工程中，我只知真实、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才是具有价值的，对此，就要防伪、防病毒、防信息孤岛，才能使信息发挥真正价值。我只知道真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情报有价值，没听说假的信息有价值，“垃圾信息”是要被删除的。制造虚假信息只是对敌的一种斗争策略和诡计，使之敌方因此产生误判或决策失误，但对于党和人民，则不能欺骗，而是要讲真话，以给他们最大的空间去创造价值，这才是进行信息报导和传输的本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唯物的，应该最讲实事求是。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某些官方发布的社会敏感消息和经济数据不断遭受质疑，党性报刊除机关团体必须订购而群众订阅量不断萎缩等等，我们是否能引起一些反思？

《炎黄春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史为鉴，坚持对党各个历史时期及重要人物的真实史料的挖掘和报导，给我们现代研究提供了真实的、不可多得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资料。由于它的求真，故它永远具有研究、借鉴和参考价值。汉朝司马迁，说实话得罪了皇上，被处以宫刑，但他仍以求实精神写出了《史记》。如今，在众多《传记》、《传闻》、《演义》、《戏说》中，有哪几本能比《史记》的价值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样，我们在见证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失，才能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进行改革，那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近几年总在提“科学发展观”。我以为，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由于过去30多年间有许多措施和决策是不科学的，遗留和积累下了很多问题，需要去改革和纠正。这就需要说实话，就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它。

我认为，在当前众多矛盾之中，有两大矛盾需要高度重视，一个是党风问题，另一个是贫富差距问题。关于“腐败问题”，已形成社会共识，我不再重复。关于“贫富差距问题”，我是搞经济的，我想亮几个数据。在亮数据前，我要强调两个“前题警示”：一是不要忘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二是不要忘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要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党。

贫富差距的第一个数据，是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我国的贫富差距，它早已突破0.4的“警戒线”，2000年后坡度加剧，现已抵0.5的“危机线”，在联合国有数据统计的国家中，是贫富差距最大的8个国家之一。第二个数据是“老龄化”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老年人却“未富先老”的国家，2014年我国老龄人口将突破2亿，走的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风险（也称创新）之路。第三个数据是“贫困人口”问题，我国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前的2亿多人骤减至1999年（建国50周年）时按中国标准划分的2千多万人，而2011年我们回归到国际标准划分，又骤升到突破1.5亿多的贫困人口，需要国家来救济。第四个数据是“城乡收入比”，即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统计数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都在1.6倍以下，只有3个国家超过2倍，而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超过3倍以上，是最差。我一再警示，我在说这几组数据时，一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性质，二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服务宗旨，提出这两个前题警示，是为了更加突显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改革使命。

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主要强调的是公平，忽视了效益，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但我们不要忘了公平。市场经济允许有差距，因为有差距才能有竞争，有竞争才能产生效率。但就连资本主义也知道，差距有个“度”，太大了要引发社会动荡，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所以，西方经济学中又有“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失业率”等等一系列参数及划定“警戒线”、“危机线”及“动乱线”等界限，来防止差距的过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成就，但差距怎么就拉得这么大呢？我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了，而贫富、城乡等差距却跌到了世界的尾巴上。我前面列举的几组数据中，居尾的国家，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

“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两者的迭加将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我国的维稳系列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对此，我们应该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要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而我认为，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它可能会成为今后转型的一大瓶颈。听说，有人不喜欢听“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认为这是要消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屁话！！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明确指出：生产力发展了，伴隨着它的生产关系也要隨之发生变化。邓小平生前也明确提出，政治体制要隨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变革，否则经济改革成果将会丧失殆尽。政治体制改革伴隨着、促进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有利于加强党的威望和政权的巩固，怎么反而怕被消弱了呢？！当前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阻力是行政干预市场过多、垄断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降低了市场效率、提高了改革成本；是权钱勾结、权力寻租、腐败；是利益集团和特殊权贵势力的阻挠。不从体制上改，怎么办？当前，一些学者和理论家怕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会遭阻力，又改提“顶层设计”，其实，实质是一个意思。

近些年，隨着社会矛盾的增加，社会思潮也非常活跃，多是在讨论中国的前途和走向问题。有的学者把这些思潮分为五类、七类、等等，但我看来，可以把繁杂的各种思潮归纳为两大类。一大类是呼吁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另一大类是呼吁革命、呼吁推倒重来。“革命流派”中还有的提出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认为改革30年的基本东西都不对，应彻底推倒重来。这两大类思潮活跃在社会上，常常使人分不清，也引起上层的恐慌。而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又往往被“翻案”思潮误导到极端，认为当前一些问题已不可救药，只有推倒重来。其实，这两种思潮从本质上是很好区别的，即一类是呼吁“继续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类则是呼吁“继续革命”。

本人认为，面对积累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表现。这些年来，从没有象现时这样此起彼伏刮起了一股思想潮，这是个好现象，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时代，影响会更深远。但是，在当前中国应以什么方式继续前进的问题上，我是赞同“改革”派而不赞同“革命”潮派的。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已深深体会到，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建立了国家和政权后，在其继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只能不断采用改革和改良的方式，而不能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革命”（即“砸烂国家机器”）的手段去进行，除非它已经完全变质了，否则就是在“自毁长城”，最终受难的是广大民众和国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前进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所以，“改革”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思潮，要善于辩别，并要加以引导。

但是，我们要具有忧患意识，要有紧迫感，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从中国历史长河看，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

中国需要不断前进，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不停顿的改革，包括对政治体制敀改革。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历史责任，《炎黄春秋》更负有责任。愿《炎黄春秋》办得更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