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    司建楠    发布时间：2012年3月26日

    “2012”因“玛雅预言”而被人们热议。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2017”。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2017年附近中国将遇上一道“坎”，因为有三条经济曲线可能在2017年同时出现“拐点”。

第一条线是“人口红利”将会趋于0，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期；

第二条线由于“工资倍增”计划未能实现，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国际“动乱线”；

第三条线是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的转换效率将降至1∶0.6（改革开放初期是1∶3，2000年之后降至1∶1，目前约为1∶0.8），无法支撑经济继续高增长。

三条曲线汇集一起，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金融危机后，中国W型经济走势已成共识。著名经济学家、亚洲院士陆德率先对“W”进行了解构，即“V+V”、“V+U”或是“V+L”型。目前看，“V+V”很难实现，第二次反弹不会触底即反。那么，这个底部将持续多久？是“V+U”型，底部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还是“V+L”型，再也弹不到以前两位数的高位了？陆德院士认为后期走势很可能是后两种。

显然，大家不愿看到的是“V+L”型的走势。也就是说，转型升级刻不容缓。那么，走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转型难的痼疾在哪？解药又是什么？陆德院士在2011年11月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专访时，详解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短板，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短板之一：内需拉动尚未形成

中国工业报：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向很明确。然而，2010年，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占比达53%，仍占绝对比例。就是说，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从目前来看，这个状况是否有所改观？

陆德：首先说明一下，从经济理论角度讲，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拉动”范畴。经济均衡国家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是2∶8或3∶7，而我国这10年来的比例是48∶47，不仅不均衡，而且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倒置。这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将“以投资拉动为主导”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调整，要把投资和消费的倒置权重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当前泛泛之说的“内需拉动调整”，指的是要提升消费比重和降低投资比例的问题。

从2011年1~9月的经济数据报表看，我国的经济下滑，是整体在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走吗？先看看“三匹马”：外贸进出口就不说了，它主要是受国外需求的影响；那么投资和消费“两匹马”呢？是否投资下去了，消费上升了？是否消费占比提高了？都没有。报表显示，虽经济下滑了，但这“两匹马”并非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数据显示：2011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7.7%，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如果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11.3%。1~8月全国消费实际增长仅10.8%，比上年下滑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滑6.1个百分点。

2011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小于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拉动”）对GDP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而在投资方面，1~8月国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5%，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估计2011年增幅在24.5%左右，投资增幅将会逐月回落，但增幅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2011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3.2%，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1年前9个月，“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投资）53.4%、（消费）47.9%、（净出口）-1.3%。

2011年的数据表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局面并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反而上升到53.4%，突破了50%以上。

中国工业报：内需颓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表面上看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强，实际上，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休戚相关，您能否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一下其中的关键要素？

陆德：消费拉不起来有多种原因，居民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速、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三大重要原因。

“十二五”规划给出的信号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7%”；“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

2011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13.7%”，但这是名义增长，如扣除价格因素（CPI的增长），实际增长仅为7.8%，仍然没有跑赢9.4%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统计局的“职工收入”，并没有统计私营企业。

“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三个分量，它们之间的“权重”大致为50∶25∶25。GDP增量是这三个分量增量的总和。

我们来计算一下，按照权威部门决策，“十二五”期间，工资增长要实现13%~15%（两倍于GDP），财政增长要达到20%以上（3倍于GDP）。而按规划，GDP增长目标是7%，那么，要保持7%的增幅，第三个要素，即企业的盈余只能是负数。

我们知道，工资和税赋的增长都要靠企业来支付，但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不可能进行高额支付；而要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就需要减轻税赋；要实现“工资倍增”就要同时降低税赋和企业的盈利，以“让利”给职工收入；故三个分量同时超过GDP的增长幅度，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业报：工资的增长是要由企业去埋单的。然而，受国内多重因素制约，我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发展当前面临很大困境，要实现“工资倍增”，是否也要从这个方面着手？

陆德：要使企业愿意埋单，也要让企业埋得起单。目前，我国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税赋较重。2008年中小企业税赋，流转税15003亿元，占整个流转税的比重为86%；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占整个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76%。

另外，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高于GDP的增幅。2000年至今，税收增幅高于20%以上，就连“后危机期”也没有降下来。如：2010年为21.3%；2011年前三季度接近30%。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突破35%。

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既要“成倍增加职工工资”又要“加大税赋”的双重压力，成了“夹心饼干”。

金融危机后，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了“4万亿元”，90%给了国家项目及垄断企业。第二年下拨9.6万亿贷款，中小企业只得到了8.5%。而中小企业占我国GDP总量的65%，税收占60%，就业人口占80%以上。2011年来看，小微型企业贷款总额不到5个百分点。因此，要解决“工资倍增”问题，同时要解决中小企业问题。

中国工业报：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有直接关系。而且，从人口结构比例看，中国目前还面临未富先老问题，这是否也是同样棘手的问题？

陆德：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据世界银行2009年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高出我国1倍以上；预计到2017年左右我国的“人口红利”亦将结束。

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

而且，我国贫困人口呈增加趋势。按世界衡量贫困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进入0.5的“危机线”。另外，我国“城乡差距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为1.8:1；上世纪90年代又反弹，一度扩大；2000年之后，这一差距更加加速，这一比例由2.8∶1扩大到3.33:1。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中，我国未能实现反哺农村计划，却出现大规模的对农村的资源掠夺。

按照2005年世界劳工组织计算，全世界城乡差距比约1.6∶1，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1，中国是其中之一。去年社科院统计，我国目前是全球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到2015年，随着GDP增长，我国贫困人口大约将要增加2~3倍。为什么呢？不可否认，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数据上的变更问题。国际上的“恩格尔系数”（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为0.6。但是，1997年，我国将这个系数提高到了0.85，在此基础上，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了2000多万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仅提了5倍，差距越来越大。2009年我国的贫困标准线为人均年收入1197元（按照当时的物价，购买力为一天只能买6个馒头）。2011年初，有消息说这个数据将要提到1500元，那么我国贫困人口将会增加到9000万左右。2011年11月份，中央正式提出新的贫困线标准是2300元，约为人均每天1美元。这接近于联合国“千年计划”的赤贫标准。也就是说，我国将要新增贫困人口1亿人，即2011年底，贫困人口总量要达约1.5亿人。而此时印度的贫困线为人均每天1.2美元。“十二五”期间，若按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25美元计，我国贫困人口将约有2.5亿人。总之，三个方面，一是“基尼系数”突破0.5；二是未富先老的老人约2.2亿人；三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约为3.33∶1（居世界第一）。

可以看出，工资收入、未富先老、贫困人口增加，都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改善民生”，那么，以上所提的三大问题则应更加重视。

　　短板之二：基础平台尚未建立

中国工业报：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在科技投入占比方面，我国提出的“十五”末期达到1.5%的目标，以及“十一五”期间达到2%的目标都尚未实现。长期以来，在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技术投入不足，产品研发平台建设缓慢，国家层面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缺失问题，导致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我们的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这是否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又一个短板？

陆德：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未就开始在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

“九五”期间我国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未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三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在科技投入占比中，“十五”要求达到占比1.5%的目标，但未完成计划；“十一五”要求达占比2%的目标，仍完不成计划。两个“五年计划”拖延10年都未完成预定目标。

可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我国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是双重任务要去完成，压力很大。

中国工业报：在完善基础平台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规划时，往往都“主打”战略产业牌，求“全”而不求“专”，难免会出现新一轮重复建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德：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有规划、有序地推进、滚动发展。而不是盲目追风。

以多晶硅为例，2008年底中国开始大规模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多晶硅项目纷纷上马。其中，有18个省同时把多晶硅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到2010年底，中国多晶硅产能达到12万吨，此时全世界的需求只有8万吨。产能出现过剩。

事实上，按照科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推进全球经济再发展20~30年。而如果不好好规划，像上述产业，两年就出现产能过剩，那么，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力？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方面，LED、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是去追求核心技术，而是在一味扩大规模。

国家要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企业也是同样，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考虑它的投入产出、机会成本和经济效益、需求等问题。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更要注重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企业家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切不要去盲目追风。

　　短板之三：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中国工业报：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上层设计”的问题，即体制改革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敏感话题。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体制机制不能同步或者率先实现改革，是否其他工作都难以有效推进？

陆德：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

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需要体制的转变。比如，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它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中的根源是，一系列集权式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所以，传统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突破，根源在于体制性的障碍。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且，腐败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它大大加大了改革成本。腐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体制性障碍。当前“官倒”现象严重、行政权力介入交易、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实施非法“寻租”行为，等等。

特别是2003年后，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加强行政管制，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在“寻租”上取得既得利益的官员，反对改革、阻止改革，使腐败问题难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停止。

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是2.9万亿。这么大一个数没有在财政预算里公布，它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去了？不清楚，而且由于是预算外收入，没有受到严格的财政管理。

我们政府的“三公”（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游）消费一年也是1万多亿元。从“政府支出成本”来看，按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周天勇主任的测算是占GDP的37%，它是美国的4倍。由于“政府支出成本”太高，财政的其它支出就必然减少，其中，中国民生支出只有25.5%，而美国是72%。这就导致我们的社保没有完全覆盖，很多公共服务没有到位。

另外，根据官方的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是在0.48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线标准。我以为，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要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这主要是“灰色收入”没有计入统计。据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而其中90％的灰色收入是被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拿走。

以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顺利实现。

中国工业报：您提到了土地问题，这似乎成为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腐败案的直接诱因。这些问题是否也同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陆德：体制改革不到位，“增减挂钩”国策中要素缺失，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三年仅为9100多亿元；但2004年，一年收入即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约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据财政部数据透露，2010年土地出让金达2.9万亿元，同比增106%，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5.4%。

为保“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2004年起制定了土地的“增减挂钩”国策。

我们理解到，国家采用“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因它在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这一经济要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看它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

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而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仅只有6.09%。同时，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进行“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他要“1亩换1亩”，显然不对。而是应该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地租）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增减挂钩”的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算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保不住了，土地价值也被流失了。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城镇化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优等、高等级耕地，而“挂钩补充”的耕地等级偏低，使耕地的总体质量在不断下降。一些地方和企业机构，利用政策上的缺失，打着“增减挂钩”政策的“旗号”，大肆赚取土地的“级差红利”，使大量的土地资产流失，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将使18亿亩红线名存实亡。

从2004年至今，施实“增减挂钩”国策7年以来，到底有几千万亩良田被次级地“等量（非等价）置换”？我们没有详细数据可查，可请专业部门和专家研究统计一下。可能不会在少数，没有数万亿也有几千亿的损失。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国企重组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记者述评：内需——转型升级的瓶颈

　     本报记者司建楠

关于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着重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在“稳中求进”的方针引领下，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更多地关注“进”。“进”的含义广泛而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转型。这与“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一致的。

要加快转型，就要把扩大内需政策落到实处。提振内需是加快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把扩大内需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对于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内需不足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的步伐。内需不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过，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当前，我国以消费为主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尚未建立。经济均衡国家的投资和消费比例是2∶8或3∶7，而我国近十年来的比例是48∶47，不仅不均衡，而且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倒置。

为了提升消费能力，“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工资增长幅度需要达到13%~15%。然而，规划同时提出了GDP年均增长7%的目标，相关部门提出了财政增长要实现20%以上的目标。

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包括居民收入、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收入三个分量，GDP增量是这三个分量增量的总和。那么，在确保职工收入、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企业盈余就要出现负数。而工资又是由企业发放，那么，工资倍增就出现了悖论。当然，也可以用发钞票的方式解决。但我们提出的倍增计划是实际增长，是要扣除CPI增长要素的，而不是通胀下的倍增。

此前，日本实现“工资倍增计划”用了7年的时间，而且是在它的经济全盛时期；我国的“工资倍增计划”要求5年完成，比日本快两年，但我们是处在欧债危机蔓延，欧美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期。而且，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赶超GDP的增长，那么，要在剩下的四年实现倍增计划，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内需不足也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互为因果。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的中后期阶段，一方面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主要表现为：制度创新滞后，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技术创新力弱，导致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供需矛盾加剧；消费不振，导致对外需过度依赖。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效。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严重失衡，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

特别是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增长中，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收入增长连续多年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等问题依然突出。这同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有关。

也就是说，政府、企业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中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结构，企业间的不同行业的收入结构，居民间的不同阶层的收入结构等，都与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相关。这其中的失衡在影响公平目标的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增长目标。

要解决这些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着手，深化改革，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改革”已经成为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词，被提及了70多次。报告特别指出，要将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而且，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改革收入分配”的说法。

虽然扩大内需早已成为共识。但将收入分配提上“改革”的日程，并且如此重视和强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是空前的。政府部门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提振消费的重要前提。

可以说，政府工作报告让全体国民为之振奋。然而，要将政策惠及千家万户，惠及百姓实际生活，还需要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的加快制定和出台，需要政策完全落实并不断完善。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本届政府任期内应考虑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计划。

我们更加期待，这些问题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得以有效解决并实现政策的延续，使内需现状得以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