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5日      炎黃春秋杂志社

各位领导、前辈和同仁们：

今天我们座谈的题目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再度强调了中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我很敬佩温总理和他的勇气，因有人不喜欢提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点到了我们下阶段改革和转型的要害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矚目的伟大成就，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均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积累、严重，已经到了不可复加、必须解决的地步。

例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一直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它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但消耗了当年全球40%左右的煤和炭，50%多的水泥，60%左右的钢和铁，70%左右的油和气，却仅仅只创造了全球5.5%的财富，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全球2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我国自已的资源，按2009年的消耗量评估，石油资源仅剩7.08年，铁矿资源仅乘16年，天然气仅剩39年了。请问：我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我们又给子孙后代剩下了多少资源财富？所以，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转型，没有时间再等了。

又比如：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并且变幅更大。我国90年代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又逼近0.5的“危机线”，是联合国中有经济数据统计的150多个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8个国家，而这8个国家中，除中国外，没有一个是前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99年庆祝建国五十年宣布的仅剩2000多万，增加到2011年的突破1.5亿人口(注：即使这样，我国的贫困标准线仍低于印度等国)。我国的城乡收入比，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比大于2倍以上的仅有3个国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是3.3倍，差距最大。我举这些数据时，希望同志们心中要有个“前缀”，即：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我们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

再加上党风日下和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全国共识。我仅亮一下“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两组数据：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2004年公款吃喝3700个亿，吃掉一个半国防军费; 公款用车4080亿; 公款旅游3000个亿。当年的财税收入仅3万多亿，1/3被吃喝玩乐掉了。经济学中有个“政府支出成本”，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高，它是世界“霸主”，哪里都要花钱，它的政府支出成本是9.9%，而中国的政府支出成本，据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数据是37%，这是美国的4倍左右。再看“灰色收入”，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但还有一部份收入是未统计进去的，那就是“灰色收入”。据有关研究机构透露，这部份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5%，以2010年为例，那就是有约6万亿的财富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拿走了。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不仅影响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积累起来也会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怎么改？中国当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为了阐述这一课题，我们用经济曲线走势或改革开放后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分析之。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8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改革，有文章说是类似“帕累托式”的改进，所谓“帕累托式”，即在诸多因素中改动某些因素参量而不影响原总体均衡的一种变革。这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植原有体制外的经济体发展，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企业等，而体制内原有的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及。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能量，获得了改革后的第一份增长红利。但到80年代未，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国企承包制改革效益下滑，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则因“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以及一些保守势力对改革提出质疑，认为“和平演变”才是当前的主要威胁，等等诸种矛盾，使改革一度失去了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讲活使全党统一了认识和方向。故此，1992年中国再度开启了进一步改革的航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次高增长期。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贫富问题、转型问题、垄断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愈来愈严重且积重难返。这一阶段发展的改革红利再度被吃完，采用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来推动发展的改革空间亦基本用尽，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却愈来愈明显。从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总是经济改革先行，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经济改革“一条腿在前”的状况，时时受到体制改革滞后的拖累，只能在狭小空间“有限腾挪”，而始终创不出全新局面。

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们离此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国有经济、垄断企业阻碍和挤占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中央也有察觉，所以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仍主要是企图从经济角度去改革、完善，没有触及到深层次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等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至今，已过去10年，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并且，还有反复。

反复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已有近20年了，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不是没有看出来，而是早已提出。但结果呢？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起，到21世纪初就放慢了脚步，各地追求GDP高指标，加上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铁公基”项目，大量资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入，“三匹马”中又转而用投资和出口来维系经济的高增长，而不顾及经济的转型和提升消费等战略目标。到了“十一五”，中央又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其间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又是用“4万亿财政刺激”和“9.6万亿天量信贷”去搞投资拉动，造成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十一五”不仅没有转型，反而是向旧有增长模式倒退。到“十一五”未期，惊呼发现支撑旧有增长模式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力”已经近乎枯竭，又在“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型“刻不容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

从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目标，为什么经济转型问题20年都转不过来，到现在没有多少空间了，还在走回头路呢？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转不过来，造成我国资源匮乏，环境破坏，超发货币，通胀压力增加，房地产泡沫，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

反复之二，就是权力干预市场愈演愈烈。我们在《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现在却是在走回头路。权力干预市场，造成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催生了腐败漫延。而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结合，又要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刚刚开完“两会”，两会代表5000多人，据说会务服务工作人员是1：4，但是，大家知道各省、地、市自己派来的场外“维稳”干部是多少人吗？我不是说的会场内的工作人员，我是说的各地方自己派来围堵“上访”的干部，有几万人，光河北就来了近2000干部。表面看两会很“和谐”，但河北的干部对我说两会期间他们“累脱了一层皮”。我国当前的“维稳”系列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这还了得？！有些同志和地方的所谓“维稳”，实际是在压制和掩盖矛盾，而不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就象大禹的父亲鯀，在治水中不是象大禹那样去疏和导，而是去围和堵，结果水患越来越多，不得而止。

以上的变革过程告诉我们：在我们获得两次“改革红利”之后，再企图用単一经济改革的方式取得进展，其改革空间已经相当有限，改革效益也相当低下，经济转型20年来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经济转型迟迟转不过去？转不过去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前基本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下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者”，他们阻碍改革，是因为它们不想失去即得的利益。而短短30多年快速出现的利益集团，是由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比如劳动报酬问题，2002年以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但2007年已下降到39.7%，其余部份被政府和企业拿走。而在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中，又有相当大一部份被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有两组数据：一是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之多；二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的工资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所以，在国民收入中，收入分配问题急待解决。但为什么看着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一天天严重，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起草至今被修改5次，拖了7年也迟迟出不了台呢？说到底，就是利益集团的阻隔。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分配格局，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再比如“三公消费”、“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权力泛滥，不透明，缺乏群众和社会监督，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用经济改革方式推不动，那只有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它。汪洋同志不久前讲：“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即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汪洋同志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

另外，我国《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进，而很多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急待解决，所以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混淆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都是屬于社会和公共服务领域，而我国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领域，要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医疗本是公益事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要财政支出、补贴，仅少数私营医院是个人支付，而我国提出“以药养医”，把它推向了市场，让它自负盈亏，垂死病人躺在医院门口，“有病没钱莫进来”；教育亦是公益事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我国提出“教育产业化”，财政不管了，什么叫“产业化”？产业化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是做买卖，不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全民素质，偏离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轨道，拖延至今17年，我国仍达不到对教育投入占GDP4%的战略目标。等等。

我们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在生产力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应相应调整，以与之适应；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亦应是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的关系。什么叫“和谐”？这才叫和谐，没有一个在动另一个拖后腿的，那不叫和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据一些理论研究者统计，邓小平在86—87年间曾经76次提到此问题。小平同志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他并指出：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最近的数个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前两次改革的重心是“还利于民”，而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则应是“还权于民”，不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权要让位给市场，而且还要改善我国的民主政治环境。

改革给我们预留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懂政冶，是个搞经济研究的院士、学者，但从我对经济研究角度预测，如果我国在经济转型上不能获得巨大成果，如果“十二五”工资不能“倍增”，还在那里拖来拖去，那么，我国在2017年左右，经济上将会遇到重大冲击，有几条重要的经济曲线将会出现“拐点”，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有国情出发，应该是由上而下地进行政改。它不象经济改革，由于企业经营和管理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单元细胞，相对独立，所以它的改革和创新有较大和较自由的空间。而中国由于是集权制国家体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变革，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有的专家学者称为“顶层设计”，即必须触动“顶层”的变革。只靠下层或个别地方从下向上进行政改，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中央放权或明确支持。当然，全国和基层的改革呼声及民意是很必要的，这是政改的基本力量源泉和政治保障。

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符合辩证规律的。在改革的辩证关系中，常提到一个“孛论”，即一些以前称为的改革者，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改革红利，而在进一步改革中，为了维护自身的即得利益，此改革者又变成了改革的阻挠者，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等民意都不滿时才被迫改革，那将是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的社会震荡了。那时的政改，就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触发，是不可控的。我在2011年《纪念抓捕四人邦35周年座谈会》上曾讲：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讲，现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执政党要把握历史脉博，抓住主要矛盾，积极引领政治体制的改革。

对于这两年社会上对“改革”和“革命”的各种讨论，我想亮明一下自己的观点：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后，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不是用革命手段、打碎国家机器，不是用“自毁长城”的方式前进，而是要采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不断完善自身的政权和体制。除非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变质，才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第二，既使到了革命的阶段，最终也是由共产党内脱颕而出的先进人物振臂一呼，引领革命。因为当前乃至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可以与共产党的力量相抗衡。只要共产党不变质，这一优势就不会改变。第三，改革、改良的变革成本低，而革命、动乱的变革成本高。第四，人类历史是始终要向前发展，不会停滞的。没有改革、甚至倒退，就会有革命来推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间在赛跑。第五，要相信历史唯物辩证法，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件好事。台湾的蒋介石施行了“土地改革”，导致台湾经济成为了四小龙；蒋经国进行了民主体制改革，使国民党获得了第二次重生。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两个光辉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第二个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当前，正象习近平、李克强等同志强调的：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阶段”和“攻坚阶段”。

我们热切期望，党的“十八大”，将是我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盛会，将为我国的改革揭开第三个光辉的历史的篇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