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中囯转型发展高层峰会》上的主题发言

               亚洲院士陆徳    2011.10.29.

关于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轨迹，我不同意一些主流派学者提出的“V型”轨迹。我在2008年年末就率先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复苏是“W型”轨迹，要有两次下滑，而不是一次。到2009年初，又有多个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先后提出了类似观点。实践证实，我的这一预测分析是对的。

今年5月，我又再次补充和完善了这一观点论述，指出这个“V+V”的“W型轨迹”如果细分，则是“V+U”型或者是“V+L”型这两种的复苏可能。即第二次反弹不会触底即反，而是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才会反弹；或者，只能在9.5—8.5%左右的区间来回摆动，而再也弹不到以前两位数的高位了。

我预测今年全年的GDP将会比去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而2012年如果仍是目前经济态势，则其GDP比今年还要再下降0.8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下滑不可怕，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如果它是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走，那么这种下滑，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换来的是后期效益和质量的提高，换来的是后期经济均衡、持续的健康发展。

一、“十二五规划”第一年中宏观调控取得了成绩，但对“消费与投资”的调整却反然

“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今年1至9月份，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GDP达9.4%；通胀被控；房地产也被初控，到年底可能成效会更佳。

但1—9月份的经济数据报表，我国的经济下滑，是整体在按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走吗？先看看“三匹马”：外贸进出口就不说了，它主要是受国外需求的影响；那么投资和消费“两匹马”呢？是否投资率下去了，消费率上升了？是否消费占比提高了？都没有！报表显示，虽经济下滑了，但这“两匹马”并非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数据显示：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7.7%，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如果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11.3%。1—8月全国消费实际增长仅10.8%，比2010年下滑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滑6.1个百分点。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小于资本形成总额（注：我们常说的“投资拉动”）对GDP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左右，增幅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

而在投资方面，1—8月份，国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5%，增幅同比高0.6个百分点。估计今年增24.5%左右，投资增幅将会逐月回落，但增幅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注：投资拉动）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3.2%，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前9个月，“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投资）53.4%、（消费）47.9%、（净出口）-1.3%。

“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需求结构调整”，要把我国粗放型的“外向型经济”调整为“内生型经济”，即要大大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

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国家，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一般为2∶8或3∶7。而我国2000年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由35.3%直升至48.6%，但最终消费的占比由62.4%直降为47.4%，不是什么“不均衡”，而是“严重倒置”。而且，2001—2010年，我国全社会国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速为23%，高于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14.9%）的8.1个百分点。中国的消费就象一只龟，体积（占比）又小，速度（增速）又慢，怎么去超越快跑的大兔子（投资）呢？

2011年的数据表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局面并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反而上升到53.4%，突破了50%以上。

二、对十二五“工资倍增”目标的质疑

消费拉不起来有多种原因，居民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速、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是三大重要原因。提升消费，必须要解决这“三块短板”问题。“十二五规划”之所以以96.6%的高票通过，其“工资倍增计划”是其中亮点之一。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7%”（注：规划确定十二五期间GDP年增长是7%，即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要超过GDP）；“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两会”后又对外宣布：最低工资上调13%以上，我们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

但这一宏伟规划能否实现，我是提出质疑的。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报表，也能看出问题。虽国家统计局报表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13.7%”，但这是名义增长，如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为7.8%，仍然没有跑赢9.4%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统计局的“职工收入”，并没有统计私营企业，即城镇从业人员的55%被漏掉。如果计算上这一部分，数据将更差，因据统计，私企的工资仅仅相当于“平均工资”的五成左右。

    工资的“倍増”，是要由企业去“埋单”的。要使企业愿意埋单，也要让企业埋得起单。尤其是那些利润微薄、经营环境本就面临诸多难处的中小企业。

    但是，这类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税赋较重。2008年中小企业税赋,流转税15003亿元,占整个流转税的比重为86%；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占整个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76%。

    另外，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高于GDP的増幅,2000年至今，税收増幅高于20%以上，就连“后危机期”也没有降下来。如：2010年为21.3%；2011年前三季度接近30%。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突破35%。

    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既要“成倍增加职工工资”又要“加大税赋”的双重压力，成了“夾心饼干”。

    “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三个分量，它们之间的“权重”大致为50：25：25。GDP増量是这三个分量増量的总和。

    对于第一次分配，让我们来粗略做一道小学生的数学题：

    已知：GDP增长7%，工资増长13%-15%（2倍于GDP），财政増长20%以上（3倍于GDP）。试问：企业收入増长多少？——即：前3个参量已经由“十二五规划”及相关的权威部门确定，试问第4个量（企业盈余）的变化。

（注：由于“国民收入”三个分量，在一次、二次分配中的名称和占比不同，故以上的图示并不严谨，只是做个趋势性的图解）。

解：

因为GDP（财富）总共只有7%增量，故当工资増长速度2倍于GDP时，它对GDP増量的占比已达80%（按权重约40%左右计），所以若要财政増长再占到GDP増量的70%以上（按权重25%以上计）已是不可能，而企业的盈余则只能呈负増长，不可能为“正増长”了。

我们知道，工资和税赋的增长都要靠企业来支付，但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不可能进行高额支付；而要企业盈利能力増強就需要減轻税赋；要实现“工资倍増”就要同时降低稅赋和企业的盈利，以“让利”给职工收入；故三个分量同时超过GDP的増长幅度，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多印些票子就可多发工资”，这些理解都不正确。《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居民收入“实际増长超过7%”（即超过GDP増速）。所谓的“实际増长”，就是要扣除CPI胀幅以后的増长幅度要超过GDP的増长幅度，而不是去多印些钞票就能达到的。

“十二五”已过去近一年，我质疑“工资倍增计划”能否真正实现？在国民收入中的职工收入、财政收入、企业盈余三者分配占比及权重上是否应做出些重大的修正？要完成“工资倍增”，就必须減少财政稅收，以给居民和企业減压；要完成“工资倍增”，就必须还要适度減少企业盈余，以给职工让利。三者不可能同时兼得。

三、“未富先老”问题没有被根本触及

根据“十二五”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总要求，可能需要调整和修改的参数，还不只“三驾马车”和“收入倍増”等指标。

如“未富先老”问题。

    中囯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囯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高出我国1倍以上；预计到2017年左右我国的“人口红利”亦将结朿。也就是说,中囯在変成发达囯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与发达国家和与韩国、台湾不同的是: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上极少遇到的“低收入阶段即进入老龄化”的一条风险之路。而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则还有若干年的“人口红利”可以收获。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

到2014年，少儿人口占比将为14.2%，老年人口将升为14.4%——在新中国历史上，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将首次超过少儿人口。即“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在今后五年内，我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0～14岁的少儿人口，突破2亿多人口！

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份。

建议“十二五”应补充、完善这一方面的内容和相关政策。

四、“十二五”期间，我国贫困人口将大増，突破1亿以上

有人说：是否陆院士喝醉了？经济不断高増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应该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嘛，怎么反而会越来越多了呢？

我并没有喝醉。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按照联合囯粮农组织标准“恩格尓系数”：贫困型：59%以上；温飽型：50%—59%；小康型：40%—50%；富裕型：低于40%。（注：以上比例,是指每人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例。）

中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整个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是占整个消费支出的60%，中国的贫困线标准符合国际统一的标准。

但是，在1997年调整时，我国把食品类的开支比例提高定到了85%。而85%的“界定”表明，贫困人员除了用在食品上的钱外，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生活消费开支能力，更无钱购买衣物等大额生活用品，远低于国际上对于“贫困线”的衡量标准。这种用修改贫困线标准的办法来降低贫困人数，使2亿多贫困人数被压缩到2千多万，并不是真正解决贫困的好办法，只是种数学游戏。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即属于“绝对贫困”。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计算，则是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

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銀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中国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虽仅上调了300多元，但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贫困人口。

    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可能上升，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甚至还低于印度（印度是按照接近于世界銀行标准的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而我国即使提高标准也仅达0.7美元左右）。

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隨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増，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今后突然増加的5000万--1亿贫困人口问题,似乎“十二五”中并没有去重点考虑,希望能予修正、补充。它将是很大的一笔财政开支，是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以上看到，我上面所提的二、三、四问题，即工资收入、未富先老、贫困人口増加，都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改善民生”，那么以上所提的三大问题则须应更加重视。

五、“十二五”期间,我国污染排放总量将不断増加--需调整増大单位減排的指标,而不是減少

有人说:是不是陆院士又喝醉了?  2005年--2020年15年间,我国单位GDP排放要降低40%--45%,降幅是巨大的,而且是向世界承诺的,怎么陆德又说是不降反升了呢?

我并没有喝醉。

这里的“玄机”在于“单位減排”和“总量減排”的区别。

如若我国以GDP为8%的平均速度发展,则15年后GDP会翻两番,虽然“单位減排”降低了40%--45%,但“总量排放”却増加了一倍多。

对于此论点,我不用复杂的方程组合式公式,仅用简单图示即可表达。

我们将图示方块中的阴影(排汚)部份相加(即:排放总量),则可看出排污是原两倍的总量増加,而不是在減少。

为什么？因为单位减排的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我国“粗放式”增长，资源浪费、污染环境、效益低下是突出问题。为达转型目的，“十二五”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而且都是“约束性”的指标，必须要完成。

    但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成为耗能和排放总量皆为世界笫一的国家，并且总量仍要继续增大。这种总量的増加,可能一直要延续到2030年左右。与全球“低碳经济”、“温室效应”等矛盾冲突将会日益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減排的指标比起“十一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減弱了,由20%下降到17%,这更増大了我们与全球“绿色经济”的矛盾。

从理论上分析,若我国排放总量不増加,则“十二五”的发展速度要调低到4%左右,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怎么办?那只有去调高“十二五”单位节能減排的指标,而不是去下调到17%。

这一減排指标，是否应考虑修正呢？我国节能減排任务将令非常艰巨!

六、“増減挂钩”国策中要素缺失，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应做重大修正和补充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三年仅为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但2004年，一年收入即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约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据财政部数据透露，2010年土地出让金达2。9万亿元，同比増106%，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5.4%。

    为保“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2004年起制定了土地的“增減挂钩”国策。

    我们理解到，国家採用“增減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

但我以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因它缺失了“级差地租”这一经济要素在政策中。

“级差地租”的理念，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但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它是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中诞生的理论。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看它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而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仅只有6。09%。同时，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进行“増減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他要“1亩換1亩”，你干吗？！当然不干！因为要拿5亩山地換1亩好地才能价值（地租）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増减挂钩”的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祘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保不住了，土地价值也被流失了。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城镇化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优等、高等级耕地，而“挂钩补充”的耕地等级偏低，使耕地的总体貭量在不断下降。一些地方和企业机构，利用政策上的缺失，打着“増減挂钩”政策的“旗号”，大肆赚取土地的“级差红利”，使大量的土地资产流失，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使18亿亩红线名存实亡。

从2004年至今，施实“増減挂钩”国策7年以来，到底有几千万亩良田被次级地“等量（非等价）置換”？我没有详细数据可査，可请专业部门和专家研究统计一下。可能不会在少数。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国企重组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

    “増減挂钩”国策，需要修正、补充矣！！

七、2017年前后或遇经济冲击，更显“十二五”转型紧迫性

以本人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模式和轨迹走下去，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次较大的横向冲击，因为有几条重要的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

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0，国家渐入“人口负债”期；

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減而使其投资的转換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増速”再不能达到高増长；或者，从边际产出资本比率（IOCR）来分析：我国从1992年的0.39直降至2009年的0.2，即从2个多单位的投资可获得1个单位的GDP増量，下降到当前5个单位的投资才能増加1个单位的GDP产出，而到2017年左右IOCR则降至0.12左右;

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

等等。

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是很危险的，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

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能较大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中国的经济通过转型，又会走上一条新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