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变化、环境的恶化、温室效应，给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巨大的危害和潜在的危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一问题逐渐被世界各国重视，并最终形成了“低碳”概念。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更把低碳概念引入经济，“低碳经济”成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热点词汇。“低碳经济”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英国在2003年提出，其中包括低碳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政策体系及市场机制等等，有一系列的理论。低碳经济的提出，对社会和人类的科学、均衡发展，是十分有益的。我们这次“两会”期间，有关“低碳”的议案及提案，就占到代表总提案的10%左右。

“低碳”作为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指标，它与各国的政治经济需求、与金融资本的介入有很大的关系。从2006年开始，国际上已经出现了“碳交易”市场，并以“碳配额”为标的，进行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易和制约，形成了一种市场机制，把碳排放量做为了一种商品。正如我们今天在科技沙龙中所要讨论的“低碳产业”、“低碳商业”，成为了一种经济行为和商业行为及论题。

但是，如果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果把排放仅限制于对碳的排放，仅把它界定为是商品交易的标的和价值量，我们将会跌入“低碳经济”和“碳配额”的陷阱里。

从经济学的观点讲，既然是商品，就要定价，然后才可进行交易。“低碳”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要素是“单一性”的碳。但是，从“减排”的角度分析，它不仅有碳的排放，还有粉尘的排放、二氧化硫的排放、氮气化物的排放、有害气体的排放、污水的排放、垃圾的排放等等，它是含有多个价值元素，是“多元性”的计价。难道大气污染就不产生温室效应了吗？远古时代的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注：可称为冷室效应）？难道治理大气污染就不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了吗？由于价值元素不同，所以，如果把“减排”和“低碳”同样都放在市场机制中作为商品交易，它们的价格标准、机会成本、边际效应，都是不一样的。吃亏的，是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呢？本人认为，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包括碳排放）的变化曲线，应类同于社会贫富差距变化的曲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呈现一个“倒U”型的变化趋势（如图）。如果现在以同样的“低碳配额”来作为定价标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要远大于发达国家，它们之间是不等价的。正如图形中所显示的，它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爬坡，一个已在下滑。发展中国家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传统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但它们只能把“坡顶”降低，而不能逾越。

       图：大气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趋势图

前面提到：“低碳经济”的提出、国际金融资本的介入，其背后是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这种竞争，有“正和博弈”也有“零和博弈”，既有合作共赢，也有你死我活。“低碳”概念，首先是由工业发达国家提出，我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不注意“陷阱”，很可能在“低碳经济”的竞争和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

例如：前不久（2009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年会，最后只达成一个共识，而没有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文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中国要以单位GDP减排为目标，从2005年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减排40%—45%，降幅很大；但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应以总排放量作为额定目标。按欧美的概念，中国今后10年以年均GDP=8%的速度发展的话，到2020年中国的排污总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一倍，全球排污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减了40%，而中国反而增加一倍，几乎吃掉了全球的减排量。欧美的这一概念，使一些会议初期赞扬我国、特别是一些“岛屿国家”纷纷转向欧美。按照欧美这一“低碳”概念，中国要把GDP速度由8%降至4%左右才能达标。也就是说，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用牺牲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换取西方发达国家“碳配额”的指标要求。

世界碳积累和消减，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倒U”型的发展曲线。工业发达国家走过了前半程，而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状况、治理能力、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差20年以上。当前，以中国为例，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126个工业区中，有110个污染超标。调研表明：中国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3.05个百分点，2004年中国GDP是10.1%，减去3个多百分点，EDP（绿色GDP）只有7%多的发展速度了。我们降低粉尘、消除有害气体、治理江河污染，都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而“低碳经济”中仅把“低碳”作为商品和交易，其定价标准，并不包括上述要素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这就是“低碳”概念和“低碳经济”中的陷阱，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因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为达同一标的，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不相同的。

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低碳经济”中，在其概念的界定、“低碳”商品价格的标定、商品交易的成本上，都应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在今后，在可能是整整一个世纪的低碳经济的博弈中，第三世界国家又会像二十世纪的“金融资本”博弈、“网络经济”博弈一样，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或下峰的地位。  

比如：在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金本位”制，美元称霸一时；到上世纪70年代，废除了“金本位”，美元是否还能称霸呢？它立即又搞“石油本位”，使全球的石油计价和结算都要采用美元（注：除伊朗极少国家外），又把美元推上霸主地位。今后，国际金融资本会不会又去搞“碳本位”，又以此来控制货币和大宗商品市场？又如：会不会再搞出个“碳关税”，以高额关税来限制处于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生产环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又比如：如何应对“碳指标交易”、“碳期货期权”？等等。

“绿色经济”的提法，比“低碳经济”的提法好，它比较科学，涵盖的要素也较全面，“低碳经济”只是它的一个要素，是它的一个“枝干”；“节能减排降耗”的概念，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我以为，“节能减排降耗”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是当前10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国情和需求。当富足国家在发愁如何使家中空调、冰箱减少氟里昂的排放时，缺食少电的国家正在用煤和树枝烧饭御寒，你说不许人家去冒烟排碳，他就连饭都做不了了。

最后，总括四句话：

一， 全球对“低碳”概念的普及和应用，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进步。要抓住机遇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 对大气污染和环境治理有多个要素，“减排”与“低碳”具有差异性。

三， 要谨防“低碳经济”陷阱，第三世界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四， “节能减排降耗”的概念，更适合全球更广大国家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