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整理）

前言：陆德院士在上半年的讲学中，经常与学员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整理出部份精彩的问答，以飱读者。从中也可领悟出陆院士的一些经济理念和思想。

    问：您如何看待房价调控问题？

答：关于房价走势问题，我去年讲要看年底，今年讲要看下半年，因为走势变化不大。这一问题，这里不再讲。

   关于房价的调控问题，我想从“短板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所谓“短板效应”，就是一个水桶水位的高低决定于它最短的那块桶板，若要提高水位，就必须提高此短板的高度，此时，加高其它板块都是作用不大的。政策调控也是一样，这也可叫做找“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种调控。房地产调控中的“短板”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房地产税”和“两税制（国税与地税制）改革”这两块短板。对投机炒房等“趋利”行为，可以通过税收累进的方式来抑制；而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可以用两稅制改革，即加大地方财政收入的配比来解决。但是，在2010年的“两会”上，房地产税问题“未（被）列入议案”；而两税制改革问题也遙遙无期。地方财政占小头，只能袭用土地财政的手段来达到“事权”和“财权”的均衡以及滿足过热经济増长的“政绩”奢求。“土地财政”2009年是1。5万亿，2010年是2。9万亿，地方财政缺钱，这相当于它财政收入约一半的额外之财，它能不抢吗！当前中央的房地产调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在与房地产商们的抗衡,而是中央调控政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

   两稅制改革不知何时启动；而房税改革虽有上海、重庆试点,但要成型并在全国联网施实,恐怕至少要3年以上时间。

   若这两块短板不能从速解决,则中长期的房价调控不会有效解决。依靠信贷调控,可能仅解决短期的房价问题,但解决不了中长期的刚性需求和投机趋利行为。

   加大保障房建设,是一种好的办法,它借鉴了国外的成功经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它的总量要达到1/4以上,才能翘动房价杠杆。这可能也不是近期3--5年内能达到的。

   之所以说房价看今年下半年或年底,是因为目前大型房企与中小型房企正发生严重分化，部份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可能要发生断裂。但是会不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呢？不好说。一旦出现流动性趋松,又会发生返复。

   从刚性需求看,到2017年以后,当我国的“人口红利”趋于零之后,房价的上涨压力会自然減弱。

问:您怎么看今年的通胀?

答:在前年(注:2009年)末,我就写文预测:“2010年我国肯定会出现通胀状况”。2010年年初,我又写文一再提出这一预测。有网友上贴说:你是搞宏观预测的,为什么非要说肯定会出现通胀呢？你们看,2010年就是通胀了嘛,我无非是说了一句实话。而某些主流派学者不是这样分析,他们一直在強调“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CPI“控制在3%”。但这种预测和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我国是到了2011年11月份才下大力度去抑制通胀。而11月以后,这些专家也不再说有能力有信心控3%了，因为CPI已经突破5。1%。

   由于延误了调控时点,“天量”货币已经通过“需求拉动”,“成本推进”,“结构性失衡”三条渠道流出、并放大，若要再把放出的这三隻虎拉回到笼子里,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能在去年一二季度施实“反周期调控”就好了,成本和代价会小得多。所谓“反周期调控”，就是预前逆向调控，即在CPI预达3%前就逆向调控，而不是迟至突破5%时才调控。

   由于调控延误,其政策见效有个“时滯”,它的代价，将是两年左右的通胀期。说不定还会更长些。也就是说，2011年的CPI可能达4.5%以上，4%的“调控目标”根本控制不住；而2012年的CPI也将是在3%以上，这两年都会在“通胀区域”里。

   当然，有一点点通胀也并不可怕,它亦给经济转型和资源价格调整预留下空间,只是财政政策和社会救济、补贴要跟上,要保障居民真实收入的増长。

问:您如何看待货币控调政策中的“准备金率上调无上限”的政策?

答:为控制流动性,央行货币政策通常使用两种工具,即“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

   “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屬数量型工具中的一种手段。

   所谓“上调无上限”,如果是表示中央对控制通胀的一种坚定的决心,我们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业务角度看,这句话就很不专业了,不应是从“行长”的口中讲出。为什么呢？因为银行是企业,它的生存和发展主要要靠“存贷差”来维续,它有自已的“盈亏损益平衡点”。现在,“准备金率”已上调至21%,“存贷比”又限定为75%，两项相加,中间只有4个百分点的余量,这不仅使银行放贷资金明显稀缺,而且大量的拨备款存畄以及表外业务、票据承兑业务、理财服务业务等的资金操作捉襟见肘,再加上从去年2月以来的“负利率”已16个月,4月份开始大量居民和中小企业存款纷纷逃离銀行,怎么能说准备金率“上调无上限”呢?!

   准备金率上调，应该有上限。这个“上限”，就是银行企业的“盈亏损益平衡点”。

问:您如何看待张维迎等学者最近提出“禍水之源是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的观点?

答:首先,我对张维迎教授表示敬佩。他经常敢于提出一些独立自主的见解,“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嘛！这有利于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双百方针”是家父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由毛主席拍板，定为党的方针。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环境下,家父之所以提出“双百方针”，是要求对学术的、技术的、艺朮的研究，要允许其不同派别和观点的存在,要允许他们自由辩论,不要轻意给他们扣上“政治帽子”。为什么？因为科学和艺术具有“二元性”,即它们同时具有“自然屬性”(它的自然规律性)和“社会屬性”(社会和政治的需求性)两重屬性；而且,家父还強调指出，在两性中,自然屬性是“第一性”的,而社会屬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社会主义不懂得核裂变、聚变的规律,照样造不出“两弹”来。所以，不能用社会屬性的“一元性”,即所谓“学术要为政治服务”来扭曲科学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二元屬性”。你辩不过别人,就给人家加上个“资产阶级观点”、“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踩在脚下,象“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那样,虽然你胜了,但科学研究也被你扼杀掉了。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科学和学术理论的正误,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鉴别,而不是去扣什么政治大帽子,不是用权势去压服。美国克魯格曼最早批评小布什的经济政策,骂了许多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打压他,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证明了他的预见是对的,他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奨。

   第二，对张维迎等教授的学术观点，有些我是赞同的，有些我有自己的看法。这没什么，“双百方针”嘛！允许保畄，允许更深入探讨。

   第三，抛开张维迎教授的具体观点，我想谈一下我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一些初浅认识。

   从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过程看，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1776年他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认为内在的自然秩序要比人为创造的秩序来得优越。在经济理论中，斯密強调经济运行中各种要素之间同样蕴藏看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关係，即规律性。他认为市场机制这隻“看不见的手”，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使用这隻“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的运行。从这一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的干预，主张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去扮演“守亱人”的角色。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是，到了1929年，自由放任的市圽经济出了问题，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反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政府干预的“新政”。罗斯福通过实施整顿金融机构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来抗击这次危机。之后，凯恩斯将政府干预和扩张性财政变为了理论。他在1936年1月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反古典经济学中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萨伊定律，认为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现在出现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和“执币偏好”三个心理法则。基于上述对导致危机的原因分析，凯恩斯认为单单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很难恢复当前经济，故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可以说，凯氏的政府干预和财政扩张理论被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接受，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并最终走出危机，同时帶来了战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然而，到上世红70年代，世界经济又出现了“滯胀”现象，这是凯氏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按凯氏理论说，有通胀就不会有失业；失业率高就不会出现通胀，现在怎么通胀和失业同时交替上升？！凯氏理论解释不了，也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面对“滯胀”现象，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又向自由市场理论回摆，出现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论预期派等等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如“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来指出凯氏理论中的缺陷。弗氏认为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胀的绝对水平，而是由于通胀的不稳定性。弗氏认为政府不要干预市场，政府唯一的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弗里德曼通过单一的货币政策，充分強调市场机制的自身作用，他的理论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弗氏的经济主张，使不少国家成功地摆脱了“滯胀”。面对滯胀，还出现了“供给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拉弗。“拉弗曲线”揭示，通过減少税收、減轻企业负担、激励生产；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通胀；从而发展经济、増加就业、促进消费。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被成功运用到英国、美国、日本、瑞士等经济发达国家，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弗里德曼亦成为反通胀旗手。

   在谈到自由主义经济时，还不得不提一下哈耶克，他是奧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氏推崇一切自然的东西，反对人为干预。他认为世界上自由人的自发联合所创造的事物，往往比他们个人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更加伟大，只有允许单个行为者在规范的范囲内追求各自的目标，才能创造出最大价值。哈氏不赞成数学推导、不赞成计划经济，认为其中存在信息孤島，分析和判断并能不全面和准确。哈氏认为，只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才是最准确的。哈氏的这些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一致的。哈氏既反对货币手段，也不赞同财政政策，他竭力推崇市场的自我调节。

   到了20世纪未，面对不断出现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再次受到挑战，各国政府又纷纷重新拿起凯恩斯的经济武器，实施政府干预和财政扩张。如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面对当前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

   对于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虽然一些学者指出是由于财政扩张所致，但全球的共识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的泛滥及缺乏监管而致，纷纷要求修正补充“巴塞尔协议”，加強对金融的监管。

   当前，各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了政府干预和财政扩张政策，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后期是否又会发生严重的通胀甚至滯胀？如何来“熨平”后期的经济波动，使它不致大起大伏？正是当前需要考虑和研究的一个课题。

   综上所述，我谈一下个人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种经济理论的认识：

• 要全面、辩证地看待不同派别的理论。它之所以存在，就证明其有合理的部份，否则早在实践中被自然淘汰。我们在批判某一学术理论的缺陷时，也要力争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不要在泼水时，把髒水和嬰儿一起泼掉。
• 各派理论又都有它的局限性。在某一特定经济环境中採用某种手段可能比较奏效，但常此下去又会出现负效应；同样，针对改变了的环境，可能另一种手段更能奏效，但常此下去又可能也会出问题。要知道，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一种“波浪曲线”的运行轨迹。所谓“孙子兵法36计”，就是说，对不同环境採用不同方略才能取得胜利，但这计计都是“孙子兵法”（经济手段）。我们只有全面学习、掌握和运用，才能面对各种复杂环境。只认可1计，是应付不了的。
• 西方经济自由化和国家干预两派理论，争吵了百年，至今也没有分出个胜负结果。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两派在互相争论中相互发展，兼收併容，更加深化。如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发扬者、诺贝尔经济学奨获得者萨缪尔森，他在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基点上，也首先承认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指出它有“市场失灵”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以萨氏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致力于对凯氏经济学的补充与发展，力图将凯氏宏观经济理论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把凯氏宏观收入决定理论（“有效需求论”）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均衡价格理论（“均衡论”）综合为一体。其它各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如此。我们的学者，也不要拿西方的某一种经济学派理论当“绝对真理”，而是要取长补短，并要以中国的实际为基准，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来。
• 我个人以为，对“市场经济”要有个全面的认识。市场经济着重于效率，而社会的发展需要效率和公平“两原则共存”；市场经济驱动的是一种逐利行为，而社会经济中的社会效益及公益性事业的投资和建设却有违逐利行为；投机倒把、垄断、贩毒、欺诈、双重标准等等这些市场现象，是市场逐利行为，贩卖鸦片多赚钱啊！但它却有违公平原则。故，到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效率”和“公平”两原则共存！我以为，对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两隻手”来调控，要比单独“一隻手”的调控好，可以相互间取长补短。但关键是要掌握其中的“度”。
• 从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看，政府干预和介入的力度过大，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我国当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严重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它不是一种“干预”，而是在“主导”。这并不是凯恩斯学派理论中所提的那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