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万失地农民进城怎么办，规划得并不完善     

（2010.8.8.海南国际论坛会）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亚洲院士  陆德

[ 编者注：此篇主题发言，在会上引起強烈反响。当年10月15—18日召开的《中央五中全会》上，将历来的“加快城镇化建设”提法改为“积极稳妥”。现将陆院士的发言全文刊登如下。]

“十二五”计划明年开始启动。“十二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五年，是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发展建设思路、理念的五年。

 下面，我就针对“十二五”大规模兴起的城镇化建设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大规模城镇化建设。

    近一年来，在讨论“十二五”的规划中，有专家学者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的五大发展动力”，说“假定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1000多万人进城……，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有的学者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因此会将中国经济再“持续30年高增长”。有的学者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呼吁赶快消除户籍障碍，把大量的农民聚集到城里来。有的并且搬出国外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人均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势不可挡地必然会出现“城镇化投资建设高潮”。

 这些观点和呼吁，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不无道理。但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说，偏执强调某一观点而不顾及其它因素，可能会引起“短板效应”而事倍功半。

 “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去大量投入钢筋和水泥。

    我理解的“城乡一体化”，是基于“发展红利”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世界经济由“国际分工”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理念。它表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由于生产力要素组合的趋好、资源配置的优化、专业分工的趋强、发展成本的趋低，将使“发展红利”呈“非线性”增长。比如，乡级经济规模向地市级经济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而从地市级经济规模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举个简单的例子：乡里为发展经济要修一条马路，但乡级财力不够，修不起，市财政有此财力，经统筹规划，修出了这条路，实现了乡镇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市级经济的发展。

 我理解，“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城市向农村的投入和付出，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个“反哺、多予少取、一体化综合配套”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培育农村的“造血机能”，并最终使农村，乡镇由这种“外生性”的支持转向“内生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所以，“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跑马占地”、“搞房地产”，绝不是又回到30年来“搞投资建设高潮”的老路上去。“造血机能”是一步步培育，拿什么去立即“大规模投资”？只能是负债累累。它是个长期的慢热过程。

 现在，虽然全国都在积极制订“城乡一体化”，但其思路和做法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哺、造血、一体化配套，另一种是借此又大兴土木、大搞城镇化建设，以期用高投资再推高GDP。从当前国务院对控制房地产的“国十条”发布近4个月了，但多数省市的“实施细则”仍迟迟不见出台，即可见其习惯势力和惯性的强大。

 二．二十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带来的反思

    20世纪，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出现了“城市化”高潮。“城市化”是20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现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情况及引发的问题，列举如下：

★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

★拉美国家是快速城市化，在人均3000~5000美元时，他们就实现78%的城市化率，从70年代开始仅用了20多年时间，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由于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故这一社会群体收入较低但相对稳定，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拉美国家普遍第一第三产业较强，但第二产业长期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印度的城市率为30%,其中约35%是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他们大多来自没有土地的农民，就业不足，收入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政府财政对此没有什么作为。

★东亚模式：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保持制造和加工业的竞争优势（他不象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制造加工业具有全球扩张特征，市场是全球性的），是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东亚特点：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福利保障低。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化水平已达65%，由于土地、房产私有化，可变现，有一定资本，故城市中80%以上居民都有私房，迁居的农民在城市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新加坡：韩国“城市化”中，政府出资建房，解决了1/4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新加坡采用政府补贴的“公屋”形式供中低收入市民居住，而高收入者则自购高价商品房解决。

城市化的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人口及就业压力、资源与环境承受能力、社会问题三大类，细分又可以分解出若干类问题。

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贫民窟”，把我们所说的“城乡二元化”（城市居民，农民）变成了拉美和印度的“城市二元化”（城市富民，城市贫民）。

 拉美的“贫民窟”还能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而印度的“贫民窟”则政府无力承担，更惨。两国的居民收入常期处于停滞装态，严重贫富分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模式则是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以保持制造业和加工业来转移劳动力。城市化率低。

 台湾等“四小龙”，台湾由于农民进城和手中有钱（土地私有化，土地分配比较平均，可兑换成大量资金），且当时大批农民进城是在房价地价低廉时期，并有大量就业机会，故虽城市化率高，但较好解决了住房和就业问题。韩国和新加坡则由政府“公房”解决了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

在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城市化率较高，有些则不高；在经济发展状态中，像拉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龙”则成功突破陷阱。

三．中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推行城市化道路

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一味强调GDP，结果带来了资源的超常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有其“后发优势”，我们应该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少走弯路，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发展自己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中国的特点是：

我们今年即可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同时我们又是人均GDP排行世界104位，人均收入排行全世界109位的“大国”；

我们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按照09年的消费量，我国剩余的石油资源仅可供7.08年，铁矿资源16年，天然气39年，煤炭108年的国家；

我国劳动力人口突破9亿，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8亿的总和，而我国的生产量（GDP占比）却不足他们总量的十分之一，劳动力怎么安排。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与其它国家类型相比所没有的特色。它不是拿一个“人均收入达3000~5000美元”就必然会掀起“城市化建设高潮”的理论能“套”住的。

我不同意当前大搞什么“城市化建设高潮”，我主张“分步、梯次、渐进发展”，而且我认为，这种大搞投资高潮式的“城乡一体化”，并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不均衡的旧格局。

 其论据如下：

    （一）大量失地农民入城，无法就业怎么办？

    我国当前城镇率是46.6%，按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平均速度，“十二五”末将达51.6%。从中国人口年会上得知，“十二五”末的全国人口将达13.9亿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将会约有6950万失地农民要变为城镇居民。

     而据劳动部门的数据是：“今后一个时期，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2010年新进入（城镇）人口资源市场的劳动力将达到1500万人。……此外，每年还需要转移大约800~9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另外，据2009年财政部、商务部、全国总工会三个部门的预计：“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比人保部提供的数据高出近1倍。

也就是说，若按人保部低端数据分析，按经济正常发展年份，每年还有1200万（原城镇300万，农村转移城镇800~900万）人处于失业和待就业状态。

五年中，就是6000万失业和待业人群！

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为数据不透明。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城镇登记失业率4.3%，……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此数据，按劳动力=失业人数/失业率的公式推导，则计算出城镇劳动力总数为2.13亿人。怎么回事？！因为国家正式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子就少了2亿职工？连小学的孩子都会推导出这个数据不准。我是比较信服中国社科学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6%的数据，我的测算与它差不多，也是在9%左右。

但是，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

如若是4%的失业率，我们可“高枕无忧”；但如若是9%的失业率呢？就要“全民总动员”了。两组不同的数据，将会误导中央的重大决策。

何况，这5年内若再增加6000多万的失业人群，原来的“失业率”不管是4%还是9%，都要被提到15%以上！将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

有的学者提出解决方案：用加大第三产业的GDP占比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却是书呆子“闭门造车”，缺乏一线的实践。要知道，若要把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3.35%提升到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53%，这意味着每年第三产业至少要增加3.3万亿的产值，相当于在09年GDP原有9.1%的增速上再加9.6个百分点。而这种3.3万亿产值增加的配比变化，至少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才可能显现。我们从2004~2009年5年时间中，第三产业占比仅提高3个百分点。故加大三产的配比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同步”，6000万的就业问题仍不能在“十二五”内解决。

故思路是好的，但缺乏系统工程分析（后面还会论述）。不能同步解决，就仍是个大问题。

按“人口红利”观点，我国在2009年将达最高获利点，但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仍会继续增加，预计到2017年达到峰值，为10.01亿劳动力。故“十二五”仍是解决待就业问题的“高峰期”。而人口的总量高峰，将在2032年左右出现，达14.7亿人左右。

我们难道不能对农民进城“先抑后扬”，使“进城”与“三产”的调整基本上同步吗！而在今后5~10年期间，通过加速中小、卫星城市、镇、乡的建设，大量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的一种规划思路，是否可降低其“改革成本”呢？

（二）5年内6000多万农民进城，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

我国人均资源匮乏，且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也是在上世纪

90年代才兴起，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的承压力还很脆弱。

如淡水资源供应，全国667个城市中有420个城市缺水，

近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如垃圾处理，城镇居民每人每年保守估计产生200公斤

生活垃圾，城市每年将产生生活垃圾1.2亿吨，当前至少有120多个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中。

一些专家建议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市中，但他忘记了城市生态

和能源承载力。

      以北京为例：按国务院审定的北京的城市规划，北京常住人口“十一五”应控制在1200万人左右，但截止去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约726万人。从2006年起的4年内，北京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其中70%是流动人口。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将远远超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其结果是：

    ·2009年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者比例高达18.3%，北京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预计2020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29%；

        ·98%的能源要靠外地调入；

        ·近1/3的用水要靠消耗水库库容和超采地下水供应；

        ·在全国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北京被排倒数第六；

        ·交通：六环内日出行达3500万人次，拥挤不堪；

        ·教育：教育资源的40%要用于外来子女义务教育上；

        ·治安：9成犯罪系流动人口所涉案。

   这是北京首都当前的状况。700多万人的涌入，已使首都生态、能源、资源、交通和政府财政的承载能力重不堪言。而随后的10年，又将再涌进600万流动人口和面对29%的老龄社会问题，压力可想而知。

故考虑提高“城市化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城市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缺一不可。据住建部的调查显示：一个城市居民消费的能源，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耗量。另据报道，我国前期规划中要求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但实际上，我国今年已接近29亿吨。“加大城市建设”，“加快农民进城”，只会加大这种不平衡，使之恶性发展，而不是缓解和消除它。相反，如若是去加快乡镇建设，农民生活提高了，又使其“离土不离乡”，既缓解了城市就业、城市生态和能源的压力，又促进了社会和谐，我以为，这才是一种更好的思路。

    （三）靠投资率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已经不可能长此为续。

    在很多各地“十二五”规划和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不管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高速”、“20年高速”、“30年高增长”，其中都把“投资加速城市化”作为了“主要动力”。这或多或少地又回到了“投资为主导”的老路上。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35%以上，截止到2008年，平均投资率为37.4%。2008年达45.1%，2009年更达到92.3%。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高投资率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的确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还有“投资边际效益”和“投资机会成本”两个量要考虑。考虑到这两个参量，靠投资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将不可长期为续。

GDP中关于“投资拉动”的量，不是人们所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是“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要经过转换才能成为“资本形成总额”，才能被加入到GDP的“投资”中。这种转换，可以用两者的“比例”关系来表述。

过去30年，中国GDP中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部分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如图）。从2000年开始，这个比例逐渐低于100%，也就是说，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到了最近几年，全社会每投入100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形成80多元的投资GDP了。

   这个差额（即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的差额）从2004年起由负转正，2007年达到了2.58万亿，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12万亿。

    过去30年，中国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开始的接近100%左右，直到2004年之后的比例低于100%（即投资效益小于1）。

    1981年、2000年、2008年，随着投资对GDP占比的不断增加，但一元钱固定资产投资对GDP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却在逐年下降，分别为1.39元、1.03元、0.86元。数据表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续。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请看下图解释：

（注：此图资料来源  BARRONS先生文章）

　　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GDP统计方式，固定资产投资中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由于不是生产性的，要从中除去。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包括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都要加上，从而最终形成GDP中投资部分。

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是减少项，其他的为增加项。在所有的增加项中，只有库存变动有可能为负值，其他项目一般都为正值。而且根据历史数据，中国的库存变动在过去几十年里只有2009年为负值，大约为-0.28万亿。

   GDP中投资部分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说明减少项的数额超过了增加项的数额。也就是说全国卖地、卖旧设备、卖旧建筑的总金额，超过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的总合。

这样看来，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高，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呈低效。故想象中的以为只要向城市里“砸钱”，就想获得“10年”、“20年”、“30年”高速发展的模式，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经济规律下，显得越来越不能为续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呢？

   有，这就是我一直主张的注重中小和卫星城市、镇、乡发展的建设思路。从宏观经济投资“机会成本”的原理解释，同样投资一元钱，它所产生的投资效益要大于对大中城市的投资。

    其道理很简单。仍看上图，由于中小城市、镇、乡的“土地，旧房，旧设备”的交易成本低，使其“减少项”缩小，从而提高了投资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故同样的投资，构成了比前一种投资模式更高的GDP增长率。

    有的官员不是很“崇拜GDP增长”吗？你用我这一思路去试一试，同样的投资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政绩和GDP增长。

    （四）“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许多论据，缺乏系统工程概念分析。

    我看了不少“十二五”及“城市化建设”规划书和专家论文，让我很激动。但也深感在一些城市规划中的论据，是缺乏系统工程理念的。它只强调某几个相关因素而不系统全面分析，这样的规划就容易出现“短板”效应，从而使美好的规划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比如：在强调“加强要素流动”时，仅提倡“更多的农村劳力进入城市”，但却不分析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

    比如：仅提出“据测算，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个人，用于消费的支出会增加5倍左右，另外拉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潜在投资需求是10万元左右”，以此来证明农民进城对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及对GDP的贡献，但就是没有分析农民进城后如何去解决5倍收入（对应5倍消费）和每年城市财政如何去解决新增1万4千亿（对应1400万新进城人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费用哪里来？这里，对“就业和收入”及“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两方面问题的论述，却找不到下文了。

    比如：前面已提，有的（规划，文章）把“城镇化率”分析得很周详，有的把“就业分配”论述得很精辟，但就是不去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把它放在统一坐标中去分析，结果，合起来一看——“不同步”！

    现在有的“规划”是各部门管各部门的指标，数据各做各的，然后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大型的“规划”了。这能叫“规划”吗？

经济学中有一个“短板效应”，是说如果由二十条板做成的水桶，不管你把其它19条板修得多高，费多大功本，水的高度始终是在短板的高度。此时，只有加高短板，水桶内的水位才能抬高，而再加高其它长坂都是无用的，是劳民伤财。系统工程学的作法，是尽量收集到所有相关要素，分析它的特性和与其它要素的相关属性，做出统一规划，使各个要素均衡或动态均衡。此时，漏掉一个要素，就可能形成“短板”，而使整个规划的效果大打折扣。

（五）“十二五”规划，还要考虑到周边环境。有可能“十二五”计划执行的中期，会遇到重大冲击和波动。

 制定“十二五”规划，还要考虑到国际环境。

当前的国际环境是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后危机”阶段。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可能还要有3~5年或更长的时间。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艰难和欧盟主权危机及财政紧缩，加上在这次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储蓄、减弱过度消费），世界经济在未来两三年有极大可能要预防二次下滑的可能性，或者是长期走不出萧条影响的可能性。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是“低利率、低增长和高通胀预期”并存，而此段的世界贸易也可能陷入长期不振。

    世界经济二次下滑的风险与中国的第二轮产能释放（第一轮产能过剩现象，现在已出现）可能都会集中在“十二五”的中期。2013年我国新产能释放将约40%，而中金公司预测“四万亿”计划结束时，我国将可能增加2000~3000万人失业。所以，由“十一五”期间所延续过来的各种内部外部矛盾，可能会在“十二五”的中期集中爆发。

这一点，是我要向各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发出“警示”的。所以，我们的“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不应是象一些主流经济学者所说的“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v型反弹格局已经形成”。“十二五”的主题不应是“大发展”的主题，而应是“适度发展和预防冲击”为主题。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在短期是一种“负相关”关系，结构的调整将会影响到速度的增长。我预测，在当前状况下，若政策保持不变，我国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甚至到明年第一、二季度的GDP，都将会呈连续下滑的状态。这还刚刚触及到部分调整。此时，是放弃结构调整去保增长呢？还是继续把改革进行到底？等等。

对“十二五”规划，应该有个全局性的决策和分析。有可能“十二五”计划执行的中期，会遇到重大冲击和波动。估计“十二五”将会在“适度高速与温和通胀”的环境中度过。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十二五规划”，都是在“加快”和“大上”,似乎并不去考虑“后危机期”中的影响。

四．我赞同“城乡一体化”方略，但在执行的阶段过程中，我主张应使大量农民“离土不离乡”。

国家“城乡一体化”的方针、策略是好的，我完全赞同和拥护。

但在如何执行和怎样实现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同志及学者发生了重大分歧。

第一：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转变经济结构，改变“城乡二元化”的一项改革，根本不是单纯的“加大投资建设”和“房地产”业务。

第二：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调整计划，根本不是“大干快上”和“加速”就能解决的。在我国，凡是“大干快上”就要出乱子。

第三：“十二五”是关键的转型期。我认为，这次转型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而不是加大投资拉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投资也要向“调整收入结构、促进就业”的大方向去转移，而不是去加大矛盾和冲突。

把“加速城市化发展”作为“10年”，“20年”，“30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也要看一下国家的现实能力和承受力。

从土地资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40年我国土地缺口达8亿~12亿亩；

从能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40年我国要耗费全世界50%左右的能源；

从淡水资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30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接近极限。而到2040年，淡水供求缺口将达2000~3000亿立方米。要注意，其它资源可以进口，而水资源的缺口又怎么办？

再从劳动力资源分析，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已突破9亿，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但它们的产能是中国的10倍。换句话说，去除技术因素，你再怎么宏观分析也不能让中国的9亿多劳动力全部都有工作。

从经济学的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两大因素的制约，它不是用钱或“人均3000至5000美元”就能解决的。中国的发展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超越阶段的城市化，已经使拉美和印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是个非常好的政策题目。但在具体操作和执行中，我不主张全面铺开，全面铺开就没有重点，且资金力量也不够。我主张应侧重在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投资建设上。“卫星城”是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勤提出的，其特点是位居在中心城市四周，与中心城市分隔，但却是市区功能的延伸，目的在于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区。我前面已分析：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投资对GDP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过大中城市，用同样的投资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城乡一体化”过程，通过大中城市的“带动”和“反哺”（注：城市既要顾及自身的建设，又要反哺农村，财力已很紧张，再不能加大负担让它“透支”了。去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7.38万亿，今年估计要突破10万亿。），产业的转移带来了卫星城、乡、镇的工业化，而工业化又促进了卫星城、乡、镇的城市化——此时表明“造血功能”已显现，资金也多了起来，有钱了才能拉动消费和投资。根据经济学“增长极”的概念，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点（增长极）上，然后它会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最终影响。这些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经济活力，又向四周起到“辐射功能”和“乘数效应”，以“点”带“面”，又推动了整个区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乡、镇的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在本地区从事第二产和第三产，提高了收入，安居乐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这又大大减轻了大中城市人口及就业的压力。（注：南方如常州地区，还给每个农民保留了土地）。

我们一定要破除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认识误区——认为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越小，其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拉美国家大量土地被少数人占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力流向城市，这些国家符合了上面的两个条件，但却长期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现代化”。中国有9亿劳动力要解决工作，有13亿人口要吃饭，中国的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离土不离乡”和“人力资源流动”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我们反对的是无序发展、揠苗助长。要素禀赋，要点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和变化，流动配置的最终结果是趋于均衡。同时，在市场经济中的“人力资源配置”，从来是要考虑其“二元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不能用“市场经济”中解决其它要素的配置方法，来解决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这是常识。

去年，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对外宣称：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大规模城市化浪潮，将有约3亿农村人口移居城市。我认为，当前解决城镇化问题，只有“加大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及“离土不离乡”这两种是比较好的途径。

在这次论坛上，有不少学者和不少研究机构，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传统的城市化建设及我所提议的优先注重中小、卫星城市、乡、镇投资和农民“离土不离乡”，到底哪一个方案效益更高，社会改革成本更低些。可以做两个数学模型，对比一下。

作为学术理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它是1981年改革开放初，家父向胡耀邦总书记提出的。81年，家父在江南农村进行调研后，向耀邦总书记写信，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家乡地少人多，“人均4分地怎么富得起来”，呼吁中央应该支持农村社队企业（注当时乡镇企业称“社队企业”），而不应该打击它，并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八亿农民”（注：1984年中央4号文件，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文件，以后连续数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如此強调）；第二是，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以牺牲农村经济、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来发展经济的路子，中国应该通过发展乡镇工业或第三产业来吸纳农村大量富余劳力，使农民做到“离土不离乡”，这样即发展了农村经济、又不会给城市造成巨大压力。

经过这麽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更坚定地认为，家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理念，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阶段性的城镇化建设理念。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进城，他们以后怎么办？农民“离土不离乡”，是否是一个正确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和实践，我们10年以后再来评价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