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院士在北师大、广东省企业家联合会、清华大学等単位的讲学稿

                      （2011年3月--4月） 

前言

    “十二五规划”在“两会”上以96。6%的高票通过，这一方面说明各界代表对“经济转型”重要性和廹切性的认识趋于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界代表对提高“民生”、改善“贫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热诚希望。这样的高得票率，是历年少见的！

    作为一名学者，在支持和拥护“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也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也就是它的“短板”，以便使经济工作者在具体的实施中，能更全面冷静地筹划、分析和运作，更好地在市場经济的大海中游泳，战胜风浪，达到彼岸。所谓“兼听者明”，这也算是我对“十二五”的一种奉献吧！

    我主要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或难点，也可说是“十大挑战”吧。

（1），为转型而预搭建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迟迟不能到位，使“十二五”任务完成艰巨

    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未就开始在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夠，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

    即：

      （1）“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未”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三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

      （2）科技投入占比。要求“十五”达到占比1。5%的目标，但未完成计划；“十一五”要求达占比2。0%的目标，仍完不成计划。两个“五年计划”都未完成预定目标。

      （3）我国1992年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即已达到0.4的“警戒线”附近，2000年以后差距加速，据社科院和新华社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达到”0.5的“危机线”。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滑等问题，2004年中央起草制定《收入分配总体方案》。但《总体方案》至今已研讨了7年，虽贫富差距在一天天拉大，但至今《方案》仍出不了台。

    为了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科技拉动”；为了解决需求结构失衡而去加大消费的拉力，我们转型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是对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广大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几个关键性的基础平台，不是7年出不了台，就是连续二个、三个“五年计划”完不成预定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这几个平台又讲究的是中长期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大家对每年GDP超过两位数增长的亮丽数据欢呼雀跃时，是否可曾注意或关心到事关转型的几个基础平台的搭建却10年、17年完不成进度和目标呢？

    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即是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

    对转型任务的困难和艰巨性，我们不可小视，必须要有个客观的分析和清醒的头脑。

（2），“转型”效率问题——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长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型”，就要降低増长速度以进行内部调整，故“十二五”将増长速度降到7%。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増长10%以下的只有4个省市，増长12%以上的有14个省市，13%以上的有3个省市。看来,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规划重点。

    “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总量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各地若以这样的“高速”，将打破“十二五规划”对资源、能源、资金、环境发展的统筹协调安排，可能全面重要数据要被打乱重来。“十二五”规划通过的总量控制，实在是难以支撑这种经济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调不一致，“转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这样旳实例，屡见不鲜。

    从对调控房地产价格的问题上，也可看出管控效率的低下：中央要求各地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去年至今连发《国十条》、《国五条》、《国八条》，但据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悉，截至３月３１日，据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上报汇总全国６５７个城市（包括２８７个设区城市、３７０个县级市）中，已有６０８个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在出台“房价控制目标”的600多个城市中，除北京在表述中提到要“稳中有降”外，其余城市基本都使用了与“ＧＤＰ增速”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挂钩的软目标，而没有一个城市明確提出“降价”或“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的指标。

    外电曽有“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评论，对这种“恶语”，我们不要信它。但对这次转型中的“效率问题”，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中央和地方一定要步调一致，不能“同床异梦”，各行其事。这是这次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3），投资计划需要调整

    “十二五”投资计划是否合理？是追求质量、效益,还是又要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我以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投资，还是显露出“投资拉动”的传统思路而不是注重在“转型”和“质量、效益”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资计划，需要重新调整。

    如：

    （1）传统产业方面。如铁路的3.5万亿投资非常大，GDP是上去了，一年7000个亿，但是否可以收回成本？上海到南京现有“动車组”,一小时的行程；现又要建“高铁”,一投就好几百个亿,行程仅缩短了20多分钟,有这个必要么?!目前铁道部总资产是3。3万亿，总债务为1。8万亿，负债率约为56%，若再加上3。5万亿新债务，负债率将达160%以上，且据财政部1季度报表透露，铁路性企业是全面亏损，是否具备还款能力？比如汽车产量2015年预计达到4000万台，未来5年要增加2000万台，GDP是搞上去了，但有没有这样大的市场？如电解铝行业，目前，国内电解铝产能的开工率仅60%左右，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但“十二五”规划要求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可比价格）年均增长10%，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年均增幅控制在8%左右。这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产能过剩？等等。

    （2）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现在各地都在搞LED，全国达8000多家，而它光衰核心技术并没解決，如果这些LED都建成投产，产能是不是过剩？另外，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很多项目都是好项目，若能“循序推进”，则利国利民；但若“一哄而上”，则又将是另一种场境。

    作为企业而言，还是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考虑它的投入产出、机会成本和经济效益、需求等问题。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更要注重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企业家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切不要去盲目“追风”！

    我兼任了几家担保公司的首席顾问，我就告戒他们：当前对一些项目的担保，我们只担保“建设期”而不担保“经营期”或“回收期”。对后两期，要做具体分析。

（4），“未富先老”问题沒有被根本触及

    中囯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囯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预计到2017年左右“人口红利”亦将结朿。也就是说,中囯在変成发达囯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为何称作“未富”呢？因为我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即我国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还不到，中国的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气称“富”呢？可能只有到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后，才能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与发达国家和与韩国、台湾不同的是: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上极少遇到的“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一条风险之路。而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则还有若干年的“人口红利”可以收获。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

    过去10年，0～14岁的少儿人口下降了6.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大约下降0.6个百分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大约每年上升0.3个百分点。如果上述趋势继续下去，到2014年，少儿人口占比将为14.2%，老年人口将升为14.4%——在新中国历史上，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将首次超过少儿人口。即“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在今后五年内，我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0～14岁的少儿人口。

    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份。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建议“十二五”应补充、完善这一方面的内容和相关政策。

    [附：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2010年开始步入60岁。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要一直从现在持续到2019年（即“十三五规划”末期）。据有关专家预计，由于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负增长，1962年人口补偿性回升，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等原因，在2019年～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减少，2022年～2032年增速回升，2033年以后将再次降低。]

（5），“十二五”期间将会上调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将大增突破一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按“恩格尓系数”——联合囯粮农组织标准：贫困型：59%以上；温飽型：50%—59%；小康型：40%—50%；富裕型：低于40%。

    中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整个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是占60%，但以后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的开支比例高定到85%。而85%的“界定”表明，贫困人员除了用在食品上的钱外，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生活消费资金，更无钱购买衣物等大额生活用品，远低于国际上对于“贫困线”的衡量标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即属于“绝对贫困”。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计算，则是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銀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人口。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隨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増，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可能上升，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甚至还低于印度（印度是按照接近于世界銀行标准的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的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

（6），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增长7%以上”； “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既5年后有望接近“倍增”）；“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到2011年3月间，已有26个省份将2011年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定为10%以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2011年4月18日再次表示：最低工资上调13%以上。我们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这样，仍然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

    “工资倍增”呼声一片，民众翘首期盼。

由于要调整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结构,“十二五”规划及众多主管部门和省市都提出了“工资倍增”(即收入五年之内翻一番)计划。但这一计划能否实现,却使我质疑。

    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滑到39。7%；而中国的资本性收入，企业盈余占比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的财政预祘内收入占比从10。95%上升到20。57%，而大预祘（注：大口径宏观税负统计）占比几乎达到国民收入的30%。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80年代初是适当的，当时是56%左右，但后来一直在下降，目前比国际社会的平均数值低近2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很不正常的。居民收入占比也从1992年的68。6%降至2007年的52。3%。

    在第一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说明我们在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中蛋糕切的不合理。这块蛋糕的60%被国家和企业拿走了，只留下了40%左右给老百姓。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大都在55%以上，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要比发达国家更高。

    当前，我国不同行业职工的平均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达15倍左右，居世界之首；而且，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达不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

    要把工资拉涨上去，存在一个由谁“埋单”的问题。这对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或垄断行业而言相对容易，因为它们有财政做“后盾”；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则难度较大，它们没有“后盾”支持，要加大企业成本支出只有靠经营，而企业是处于市埸经济“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中，政府、行政不得強制干预市场工资增长。

    目前，涨工资主要难在竞争性行业里的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利润微薄，工资整体水平较低；而最有必要提高工资的，也是这一类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仅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5.6%,故他们的“提薪”压力最大。目前，我国经工商注册的近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注：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1%。其中，全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800万家，个体工商户近3300万户），提供了约80%的城镇新増就业岗位,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故如何让这些企业愿意并能够给员工涨工资，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工资真正涨上去，要使企业愿意埋单，也要让企业埋得起单，尤其是那些利润微薄、经营环境本就面临诸多难处的中小企业。

    但是，这类民营和中小企业的税赋较重。2008年中小企业税赋,流转税15003亿元,占整个流转税的比重为86%；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占整个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76%。

    另外，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又高于GDP的増幅,就连“后危机期”也没有降下来。如：2009年为+11.7%；2010年为+21.3%；2011年1季度达+33.1%。今年“两会”上，财政部长谢旭人表示：要按照“正税清费”原则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而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比将突破35%。

    这样，企业就面临着要“成倍增加职工工资”和“加大税赋”的双重压力，成了“夾心饼干”。

    这里，我提出五个要点：

  （1）提高劳动者报酬是“国策”，我们大家要拥护；

  （2）工资的提高，会“倒逼”着企业去更新设备和管理，加速转型、升级；

  （3）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一定要与企业的盈利能力相适应；

  （4）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使企业立于不败的唯一途径；

  （5）仅靠企业承担不起“工资倍増”的重任,政府也应该施行減免税收的政策,以減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要通过政策改革増強职工的协商地位。另外，还要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及对贫困阶层的补助与救济。

    另外，在理论上，我还要对“工资倍増”计划提出些质疑：

    （1）“国民收入”中，不可能三个增量同时都超过GDP増量

    “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三个分量，它们之间的“权重”大致为50：20：30。GDP増量是这三个量増量的总和。

    对于第一次分配，让我们来粗略做一道小学生的数学题：

    已知：GDP增长7%，工资増长13%-15%（2倍于GDP），财政増长20%以上（3倍于GDP）。试问：企业收入増长多少？——即：前3个参量已经由“十二五规划”及相关的机构确定，试问第4个量（企业盈余）变化。

《如图》：

    解：

    因为GDP（财富）总共只増长7%，故当工资増长速度2倍于GDP时，它对GDP的占比已达80%-90%（按权重约50%左右计），所以若财政増长要再占到GDP总量的70%以上（按权重24%以上计）已是不可能，而企业的盈余则只能呈负増长，不可能为“正”了。（注：以上的计祘并不严谨，只是做个趋势性的概祘）。

从以上看出，工资和税赋的增长要靠企业来支付，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就不可能进行高额支付；要企业盈利能力増強就需要減轻税赋；要实现“工资倍増”就要同时降低稅赋和企业的盈利，以“让利”给职工收入；三个量同时超过GDP的増长幅度，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多印些票子就可多发工资”、“加薪将引发通胀”，这些理解都不正确。《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居民收入“实际増长超过7%”（即超过GDP増速）。所谓的“实际増长”，就是要扣除CPI胀幅以后的増长幅度要超过7%，而不是去多印些钞票就能达到。

    （2）“两个同步”和“两个（占比）提高”，不能要求在同一对象上，否则一定有一项指标达不到

      （a）如果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都是7%），则劳动报酬在GDP的占比就不可能“提高”。

      （b）如果财政増长速度高于居民收入増长幅度，则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不可能提高（因已要求居民收入增幅要高于GDP増幅），除非让企业盈余巨跌。

    在此，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和难点，即“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贫困人口将会突破1亿”和“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三个问题和难点的“交汇点”，都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消费”能否被拉升起来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难点的同时叠加，使解决难度更加困难和艰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并下大决心解决，才能辟出新境。

（7），节能減排问题，虽单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总量仍在继续増大

    《十二五》规划：“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減少8%至10%，----”。

    （注：“十一五”要求单位GDP能耗下降20%。但未完成，只下降了19。1%）。

    在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日益接近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可承受边缘。以“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为例,2006中国消耗了全世界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却仅只创造了占世界5.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

    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8.6%，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占世界的19.5%。

    据公布，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不过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下降了4％。即便在如此形势下，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十分偏高，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如2010年，我国ＧＤＰ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但日本去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6亿吨标准煤；我国出口在去年超过德国，而德国去年仅消费4．4亿吨标准煤。

    “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确定为约束性目标。

    我国“粗放式”增长，资源浪费、污染环境、效益低下是突出问题。为达转型目的，“十二五”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而且都是“约束性”的指标，必须要完成。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问题：上述单位减排降耗指标，虽然能达到单位GDP减排降耗的目的，但是，总的耗能和排放还是在继续增大。

    比如，我国要求2005年至2020年15年内二氧化碳单位GDP排放下降40—45%，这个下降幅度已是很大的了，但是，若GDP是以8%以上的速度发展，则这15年内GDP将会翻两番，而二氧化碳总排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要增加1倍以上。为什么？因为单位减排的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成为耗能和排放总量皆为世界笫一的国家，并且总量仍要继续增大。与全球“低碳经济”、“温室效应”等矛盾冲突将会日益加大。

（8），“计划生育”改革滯后，后期会产生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今后五年，----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十二五规划》：“全面做好人口工作。控制人口总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称：截至200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了世界各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超前20年。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更将上升到27.8%。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透露：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即进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14%，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20% ，歩入到“人口负债”期；另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力达顶峰10。01亿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利期”将结朿。以上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补利期”，若以20年倒推计祘（出生20年后开始生育子女），则应该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岁计）时就应开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缓解“老龄社会”和弥补“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已“未富先老”。

    从某一角度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危险，真正原因是人口的变化。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也就是说青壮年比例最高，而青壮年时期正是一生中赚钱最多、储蓄也最多的时候。但如果不改变生育政策，中国人口结构势必会加速从“橄榄型”变成“萝卜型”，即中老年占大头，那时隨着人口负担的加大，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有明显下降，投资率随之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多次呼吁，但相关部门反应迟缓，“十二五规划”又強调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看来，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是要到“十三五规划”了。这样，若以20年为一个生育周期计，我国要到2035年以后，出生率才会逐步提高。

    在此，我们再总结一下前面的笫（4）和第（8）个问题，即“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计划生育改革滯后”。这两个虽然是“问题和难点”，但同时也显示出它的巨大“机遇”——即由于“人口结构失衡”所显示出来的机遇。由于人口老龄化、相关政策缺失、资源配置稀缺，这给市場形成了巨大的商机和空档。企业家们应很好抓住这个机遇，抢战先机，则可大有所为。这可是个2亿多（老）人的需求市场！

（9），増減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的概念，质疑“18亿亩红线”是否能够真正保全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注：即“増減挂钩”政策）。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注：既24个省市进行）。
    但这项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三年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约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据财政部数据透露，2010年土地出让金达2。9万亿元，同比増106%，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5.4%。

    我们理解到，国家採用“增減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

但我以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级差地租”这一经济要素在政策中。

“级差地租”的理念，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但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中诞生的理论。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看它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仅只有6。09%。而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増減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他要“1亩換1亩”，你干吗？！当然不干！因为要拿5亩山地換1亩好地才能价值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増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祘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保不住了。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城镇化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优等、高等级耕地，而“挂钩补充”的耕地等级偏低，使耕地的总体貭量在不断下降。

    一些地方和机构，利用政策上的缺失，打着“増減挂钩”政策的“旗号”，大肆赚取土地“级差红利”，使大量的土地资产流失，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使18亿亩红线名存实亡。

    “増減挂钩”的国策，需要修正、补充矣！！

（10），体制改革或将成为“瓶颈”

    “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结构调整”、“机制改革”“管理创新”,但未把“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其实,在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

    比如：

    （1）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

    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问题。比如，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它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中的根源是，一系列集权式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所以，传统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突破，根源在于体制性的障碍。

    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2）腐败根源在于制度性障碍

    腐败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二大问题。

    温家宝总理：当前，我以为最大旳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埌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两会”答记者问）。

    腐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体制性障碍。当前“官倒”现象严重、行政权力介入交易、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实施非法“寻租”行为，等等。

     特别是2003年后，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加强行政管制，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在“寻租”上取得既得利益的官员，反对改革、阻止改革，使腐败问题难以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停止。

    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是2.9万亿。这么大一个数没有在财政预算里公布，它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去了，不清楚，而且没有受到严格的财政管理。

    我们政府的“三公”（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游）消费一年也是1万多个亿。一方面我们的社保没有完全覆盖，很多公共服务没有到位。而另一方面，这些政府消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又大大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

    另外，根据官方的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是在０．４8和０．５之间，远高于０．４的世界警戒线标准。我以为，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要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这主要是“灰色收入”没有计入统计。据王小鲁研究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１５％，而其中９０％是被收入最高的１０％的家庭拿走。

    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两会”答记者问）

以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实现。

以上，是“十二五”在具体实施中的“十大问题和难点”。

以本人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0；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減而使其投资的转換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増速”再不能达到高増长；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等等。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是很危险的，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中国的经济通过转型，又会走上一条新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