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半年的发展，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功不可没。而另外两匹马，消费和净出口，则拉力不够。净出口对GDP是负拉动，消费虽有拉力，但还不能弥补内需和外需出现的缺口，这从CPI、PPI的5个月“双连负”，也反映出产品供大于求，产能过剩，消化不掉的现实。我国工业生产的“产能利用率”刚达70％左右，就消化不掉了。故生产经济恢复周期中的“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过程，将是一个艰巨、痛苦的过程。“天量”信贷，又使一些行业更显“产能过剩”苗头，若最终消费跟不上，将在“去库存化”过程中又会出现“再库存化”状态，影响资金回笼和二次投资。

而对于“投资”这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来说，在“天量”信贷的支撑下，有约40％左右的“天量”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两万多亿流向了股市、房市和票据融资，没有拉动实体经济和支持中小企业，而是拉升了股价和房价，引起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和通胀预期。

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CPI、PPI双降，但资产价格却过高”；“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但工业增加值低速增长”；“M2高速增长，但GDP低速增长”；“最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国有经济扩张，但民营经济萎缩”等相互矛盾的种种经济状态，说明当前经济虽企稳回升，但非常脆弱、不稳定，充满不确定性，要随时观察其发展和变化。

年过半，我们应很好总结和梳理一下，针对以上的种种矛盾，政策也该做一些及时、适度的调整了。

当前的经济，不能叫复苏，只能叫企稳向好。真正的复苏，要看经济是否能由“外生性”发展转化为“内生性”增长，要看资金是否主要转由社会和民间来投融资，要看失业问题是否会有明显好转。如果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要看“GDP、CPI和失业率”是否同时向好，而不能只看GDP。

对今后经济发展的预测，现在还真不好说。因为不确定因素很多。今后的不同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这要看政策的调整和时间及力度了。

如对信贷政策的调整，不仅要在“增量”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对“信贷结构”的调整。若仍象上半年的“天量”投放，大量资金仍主要流向央企及“铁公基”，仍大量旁流到股市和房市，而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有力支持，则产能过剩问题、资产泡沫问题、通胀预期问题、银行后期呆、坏帐问题等，就会愈演愈烈；而如若货币政策在规模特别是结构上能进行及时调整，并有一定力度，则以上的预期又会转向良性发展。故对后期的发展预测，首先要看政策是否调整和调整的时间及力度。

政策的调整，是有“滞后期”的。中国的“滞后期”一般是4－6个月，而货币政策的滞后期，一般为6－9个月。我们若现在及时进行调整，年底前效果即会逐显。

我不赞同当前一些主流派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前政策不能调整，一调就又会把企稳向好的经济压回去了。我不同意这种的观点和分析。这可能是我在“经济后恢复期”，与一些决策者和专家的又一观点分歧。

支持经济向上的心理和意愿，我们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一些同志却忽视了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政策见效的“滞后期”；另一条是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和认识。宏观调控简单说就是“反周期调控”，或叫“超前反调”，只有这样，才能“熨平”经济中的大起大降。如若到年底，一切弊端都已即成事实再去进行调整，那政策效果要到明年上半年才显露，那不叫“反周期调控”，只能叫“马后炮补救”了。而所造成的损失和成本付出，将远远大于预期调整。比如，一些大型项目的上马，工期是2－3年，现在不在源头收紧，只要一上马，2－3年的连续巨额信贷就收缩不下来——你总不能叫它形成“半截子工程”而不再放贷。比如，大量资金仍“疯涌”股市楼市炒作，你总不能让它疯到6000点以上再去使它“理性”增长。

当前，全球流动性充裕，欧美和日本为挽救经济，已被逼使用“量化宽松”（印刷纸币）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欧美的金融问题和银行惜贷，美国从2007年6月至今年5月，虽基础货币增发高达114％，但广义货币（M2）的增幅仅为9％，而我国半年的“天量”信贷，M2的增幅即已达28.46％，为美国的3倍多。也就是说，我国的通胀预期比欧美要严重得多。

目前，欧美各国已开始在寻找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机制”，而我国虽已预测到经济将先于欧美而“率先复苏”，胡锦涛总书记在“金砖四国”会议上也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我国经济将“率先复苏”。但是，在7月底结束的“央行年中会议”上，央行仍未将通胀预期管理问题列入到下半年的工作中。坦率地说，如果我国经济会率先复苏，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也应该率先考虑。

本人预测，CPI将在下半年即会由负转正，而“天量”信贷扩张若不适度控制，且股价、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若仍然继续放量扩大，则我国将会率先遇到通货膨胀问题。

有专家害怕，指出在企稳向好的关键期不能调整政策，一调经济就掉下来了。当然，一条行驶的大船突然转向，“调头太急要翻船”这一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我要提醒的是：1、政策效果的显现，有它的“滞后期”；2、我们是在“同一方向”（继续刺激经济）的政策调整，有什么“翻船”之疑？

比如：下半年我们是否仍用“天量”的信贷来“刺激”经济增长呢？上半年的“适度宽松”政策的许多方面，是否要反思和纠正呢？

比如：若下半年仍需“天量”信贷，那么我们是去动用“增量”，再增几万亿资金（可能又要有40％流向虚拟经济），还是去调整“存量”，让旁流的40％回流实体经济，从而减少“总量”的发放呢？

两者效果完全不同，增量的大小也不一样。

比如：对产能过剩项目和“铁公基”，是继续“天量”放贷，还是消减规模、延缓审批？

比如：对中小企业，“天量”信贷是仍像第一季度只提供不到5％的总量信贷，还是把它扩大到新增信贷总量的50％左右？

比如：在“4万亿提振方案”和“7万亿信贷”中，对民生项目的比重太低，在下半年信贷中，能否纠正这种“轻民生重基础设施”的投资导向？

比如：在经济下滑期，失业问题和劳动报酬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多少年来我们注重投资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项目，传统的投资型经济使政府和资本性收益愈来愈高，而劳动报酬收益占比却在持续下跌，这是产业结构投资导致的特征。而广大的第三产业，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消耗资源少，解决就业人口比例大，劳动报酬占比也高于重化产业。

下半年的投资导向，能否从产能过剩项目大幅度调整转向到第三产业方向来？增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比如：多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和低价劳动力的透支付出为代价的，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早就应该调整。

1998－2006年的“一高一低”期间，我们失去了一次及时调整的机遇。这一次，在CPI为负值时，我们是否要再失去一次机遇，要等到“通胀”后才去调整呢？届时则晚矣！

比如：疯涨的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如果远离了有效需求和基本面的支撑，它终是要掉下来的。大力度控制和调整2万多亿（含国外1千亿美金）和后期再进入的“天量”资金投机炒作，使资产价值稳步升温而防止大起大落，最终将是对股民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保护，而不是伤害。

等等、等等。

以上，仅是对投融资的规模和结构（特别是结构）方面，提出需要反思和调整的几个问题，是在“同方向”（刺激经济）上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哪里仅仅是“微调”，它动辄就要数万亿，应是一种大力度的調整，而且需要及时和果断！

我们必须要明确两个问题：

1、当前的刺激，是货币放量不够（注：M2增量已达28.46％），还是投放的效率和质量低下的问题（信贷总量的40％左右，并没有流到实体经济中）？

2、我们对成绩要充分肯定，但对不足也要正视并力求纠正，没有必要羞羞答答，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比如，对于何谓“适度宽松”问题，全国上下一团雾水，理论界也一片迷茫。上半年M2增速达28.5%，是否仍界定为“适度宽松”？下半年仍要求“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是“适度宽松”这四个字，前后有何区别，却没有一个权威文件去界定和说明。这种模棱两可的口号，全国怎样去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呢？今后在理论上，又将如何去阐述呢？比如，我们的“天量”投资，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产能过剩局面，投资结构是否需要调整呢？等等。

7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能改变”，为当前经济形势定了调，为今后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随后召开的央行年中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议未改变下半年货币政策大方向和基调，未把“防通胀”列入下半年工作重点，也未提出在信贷规模特别是信贷结构上的调整意见，只是显露出一些“适时适度”的技术“微调”意向。

看来，明确的，有一定力度的调整政策，可能要等到“十一”以后，或者今年年底左右了。

关于中国经济的“复苏轨迹”，我在去年10—11月的讲学中就提出：如果这两年的消费拉动不能被有效提振，那么我国的经济复苏轨迹将可能呈“W型”，出现二次回落。今年1月以后，这一观点逐步被学术界接受。如今，“V型”“U型”“W型”“L型”成为四种主要轨迹被广泛研讨。我以为，对于中国而言，只要去加大投资，肯定就能实现“V型”发展。但是，这种“V型”，是在“传统投资拉动”基础上的反弹；不是解决，而是更加加深了原投资拉动中的“结构失衡”矛盾。我主张中国的复苏轨迹，应努力争取实现“U型”复苏，以给改革和调整留出更大的空间和时间；GDP=7%和GDP=8%有什么本质性区别？为什么非要去追求高速度而不顾及其它呢？如果一味追求高速而不顾及综合均衡，中国的复苏轨迹极可能出现“W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