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则国家刺激经济“重要理论依据”的质疑

所谓“理论的误导”，是指理论本身就有问题，用此理论去指导实践，必然被误导。所谓“误导的理论”，是指理论本身并无错，但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再用此歪理去指导实践，虽牌子响名气大，但结果同样是损失。

以下主要论述的是“误导的理论”问题。

“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谬尔森的著名理论。

萨氏是“后凯恩斯”主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凯恩斯宏观经济的“收入决定论”出发，以“收入—支出”的分析为中心，建立了与微观经济“均衡价格论”相结合的“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

有的学者按此理论，即：

国民收入=消费+储蓄

国民支出=消费+投资

在“均衡状态”下，应该“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

即：消费+储蓄=消费+投资。

由于“恒等式”两边都有“消费”，故同时被“删除”，

即：储蓄=投资。

注：以上是以权重参数进行的计算，如包括其它参量，

则有：储蓄=投资+（政府购买-税金）+（出口-进口）

或：S-I=X-M（S储蓄，I投资，X出口，M进口）

等等“均衡状态”下的恒等数字式。

因此，根据这一“恒等式”，国内一些学者及一些课题研究机构就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

“高投资是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

据5月份的一些相关报刊报导：

“这也是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上海证券报》2009.5.12）

笔者认为，如若国家把此论证的所谓“唯一选择”，作为提振经济的“重要理论依据”，那就要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一论证所推导出的“唯一选择”，是种“误导的理论”，是和尚把真经念歪了。公式没错，但推导出的“唯一性”结论错了。

为什麽？

原因是：（1）它恒等式两边同时删去了“消费”因素，似乎消费与“高储蓄”、“高投资”及“进出口”没有任何关联了。

实际上，消费占比（权重）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投资”及“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度，它们是相互影响的。消费占比趋升，高储蓄就趋降，甚至会趋向零储蓄；消费占比大，投资的占比和影响度就会缩小减弱。目前在我国，消费占比的大小，其对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度，甚至要大于投资。同时，消费还会影响到再生产和二次投资等问题。

（2）我国当前的经济循环，呈现出的是“高储蓄、低消费”的怪圈，删去了“消费”因素，就像公安破案时删除了“主要嫌疑要素”一样，去除了“消费要素”，怎麽来分析和全面解决高储蓄、高投入、高出口的问题？这是不是又回到“高投入”的“传统老路”才是解决高储蓄的“唯一选择”呢？！

所以，企图用数学恒等式的方法，删去“消费”这一主要的矛盾因素，从而推论出“投资是•••唯一选择”，并又将它作为政府的“重要理论依据”推出，实在是一种误导理论。使人担忧！

我国的这轮“经济刺激”计划，到底是要单纯“保八”还是要兼顾“调结构，促稳定”？！我国的主要瓶颈是在消费还是在投资？！“唯一性”的公式中只有了投资，没有消费。

当前在一些地方和政府的经济刺激规划中，不少规划是把投资要素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对其它要素，对消费要素，对结构调整，对促进民生，对提高就业，对调整分配机制，对提高社会保障等，提得较少，或放在了次要地位，似乎只要一拉动“投资”，其它要素就统统上来了。这不能不说思路、理念还没有转过来，仍在受“唯一选择”这种“理论依据”的影响。

以上说的是“投资是唯一选择”的误导，它删去了“消费”这一瓶颈要素。当前，许多的“经济刺激计划”总的来说多是在搞投资拉动，短期来说，是“先救命后治病”，只是个救命之举，先“保”了“八”再说。但是，刺激计划，是个中长期的计划，是去制定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案，不仅要救人还要治病，而不是去打“强心针”。

再说到投资。

说到投资，还要看它是怎麽的一种投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型拉动”。在改革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差，重化制造能力弱，这样的投资拉动是必要的，但是否就长此以往，思路永不改呢？它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没有负作用呢？以工业投资为例，大量的投资集中于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其中工业化率已达43%，而重化工业占工业的比重亦不断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愈来愈偏向政府和资本性收益，而使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这是产业结构投资导致的特征。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而中国的资本收入，企业盈余占比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比从10.95%上升到20.57%，大预算占比则几乎达到国民收入的30%。

按一般经济理论，劳动的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而资本性收入基本上转化为投资。政府和企业的收益，最终是做投资和形成产能，而不是形成消费。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但若不关注消费要素的增长，此种投资经济最终将造成产能过剩而自我消化不了，只会走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又陷进“高储蓄→高投资→高储蓄”的怪圈。

此就是对“高投资是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的一种“悖论”。高投资未必能平衡高储蓄。改革开放30年来的投资拉动，亦未平衡了储蓄，反而是增高了储蓄。

我国当前提出的经济提振计划，仍旧是在刺激投资。如若投资思路不改，仍像1997—1998年及2000—2001年那两次“危机”中的投资拉动模式，那这次注定是要失效的。因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外需也是疲弱的。

我国当前的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矛盾，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这是两对主要矛盾。

所以，我们要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首要是解决“过度投资与消费疲软”和“过高储蓄与消费疲软”的不均衡问题。用萨谬尔森“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的理论来说，它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这两个“原始项”中，就已出现“储蓄与消费”（收入）“投资与消费”（支出）的“基本元素的失衡”了，两边的失衡都是由于“消费疲弱”。不解决基本元素的失衡，反而在收支恒等式中把不均衡元素删除掉，再用恒等式来论证所谓解决均衡的“唯一选择”，这不是胡闹吗？！

同样道理，我们用恒等式算出美国的“均衡”公式亦为“储蓄=投资”，但美国近些年的储蓄率很低，特别是居民储蓄趋于零，是否就要得出结论说“美国近些年的投资趋于零”呢？！这完全不正确。因为从2001年至2008年，美国一直采用“资本项目顺差”和“资本杠杆化”在进行着高投资和高消费。用这个“恒等式”，根本解释不了上述问题，也提不出美国的“唯一选择方案”。此“恒等式”，只能表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

故此，在这轮经济提振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投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消费因素。同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消费，还要对传统的投资拉动方式进行反省和纠正。

上述已分析，传统投资型经济使政府和资本的收益增大，而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它不利于提高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这是由经济体的投资模式和增长方式决定的。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的消费率从改革初的68%下降至2007年的3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60%）甚至发展中国家（印度55%）的水平。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投资方式和经济模式，由投资重化和资本密集型向投资第三产业转换。

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抬高劳动报酬占比，提高收入，并可以更大力度地缓解我国当前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这种投资转换，都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平均水平已达62%，它是消耗资源少，劳动密集高，而产出效益高的产业。我国数年的经济发展，走的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低效益产出的“粗放式”经济模式。虽GDP以年均9.8%的高速发展，但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却逐年下滑，跌至2006年的占比39.5%。世界平均水平是60%多，我们却只有40%左右，你要经济转型，不提高三产比重怎麽行呢。而且，我国又是个就业需求最大的国家，每年就业缺口达100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

所以，就投资而论，它也有个投资理念的转换问题。

有人说：只要我增加投资，就能增加GDP。

这要看怎麽说，是说GDP呢还是说EDP（绿色GDP）？我国2004年GDP为10.1%，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3.05个百分点，两者一减，故EDP仅为7点多，算什麽“高速度”？现全球20个污染严重城市，中国占了16个；国内120个工业区，有110个超标。我们注重GDP的增长，但没有计算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它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我们总以“廉价商品”“廉价劳动力”来作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但就连200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鲁格曼都不认同这种“中国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不是说产品的“直接成本”比别人低，而是“机会成本”要低于别人。我国劳力、原材料价格低（且不说它市场价格的合理性），构成这些机会成本低，但是，土地及资源并不便宜，而环境污染代价更大，故综合计算起来，我们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其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出口价格。多年来，我们的要素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是严重“透支”的局面。故我们的投资，怎麽能只考虑GDP增长而不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呢？投资“不赚钱”，搞什麽投资。一个国家的富裕，是靠利润，而不是靠高GDP的增长。

有人说：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增加就业。

投资当然可以创造就业，这是经济规律。但不同的投资模式，创造出的就业效益是大不相同的。同样一笔投资，投向劳动密集型和投向资本密集型，解决的就业是3：1—5：1的差距。

同样，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对GDP的贡献超过60%，创造城镇就业80%左右。但2009年一季度信贷增量近5万亿，为什麽全国中小企业的占比不足5%呢？这能促进就业吗？

有人说：只要增加投资，就能促进消费。

这只是范范一说的道理。其实它也有规律，即是指在“充分就业”和“均衡发展”状态下。中国多年的“投资拉动”，不是不仅没有使投资与消费达到30：70的均衡比例，反而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倒置”，使消费成为了当前转型中最大的一个瓶颈吗。前已述，我国的消费2007年已跌至48.8%，虽从统计表上看，我国2008年直至2009年现今的消费总额在不断增长，但“社会消费总额”并不能代表居民的真正消费，因它还包含了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如果扣除这两部分，从“人均消费性支出”等参数观察，中国居民消费从2008年上半年已开始放缓。

同时，在消费中还有个“边际消费倾向”原理。凯恩斯认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要低于穷人，分配应该通过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来提高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

也就是说，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逐年降低，贫富差距又逐年扩大，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17年而得不到解决。故我们的投资模式，应注重其国民收入的分配要适当地向劳动转移、向低收入群体转移，再加上我国对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大力度改革等这些外部的政策措施，即一个是让居民“有钱花”，一个是让居民“敢花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和增强社会的总体消费水平。否则，又要走回老路去。

以上种种，都说明在投资理念上也要有个全新的转换。

当前从国内看，所谓经济“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型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型”增长。

从2002年底开始，我国进入5年多的经济“扩张期”，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进入经济“收缩期”并要向复苏转换。从经济周期规律来说，要经历“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两个阶段。按经济周期理论，“去库存化”仅是经济收缩的初期阶段，一般要半年左右，再进入“去产能化”阶段，又要持续一年左右，只有当“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后，企业才会主动进入到新一轮的投资，从而经济复苏的局面才能真正到来。当然，两个阶段的长短，要看结构调整的力度，更要看最终消费需求的拉升程度。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是全球“同步”经济下滑，其真正的挑战是“产能过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全球需求疲弱，各国全力“挤泡沫”、“去杠杆化”和我国当前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达60%左右（即现有生产能力仅有60%开工）的状态下，又急于强调“高投资是•••唯一选择”，是否合时宜？高投资的确可以“保八”，但结构调整呢？过剩产能呢？GDP上去了，消化不掉，最后又会再掉下来。

中央提出“转型”任务，不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而是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但十多年来见效甚微，为什麽？只是到这次金融危机，经济由13%一下跌到9%，才方显得格外突出，急需要解决“内需”问题。

内需是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部分。如果我们的干部没有转变观念，仍把“投资”当作是“唯一选择”，仍采用“投资拉动”的老模式，不断加大投资的贡献率而不重视消费，那麽我们GDP虽快速被拉起来了，但又走回到30年发展的老路。所以，对投资观念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去年10—11月间，我就提出：中国经济由于“地区差异”和“瀑布效应”，只要大量投资就能把GDP拉上来。但是，若中国的提振计划不能真正去拉动消费，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若不能被消费吃掉、消化掉，资金不能回笼形成二次投入，则我国的GDP上去了还要再掉下来，其复苏轨迹将可能会呈现“W型”，而不是“V型”。

“W型”观点，后来被德意志银行、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厉以宁等机构和学者相继论述，都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最终消费”的问题，如不关注此问题，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会“二次探底”。

美国经济专家罗奇和国外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近期也认为，由于“中国增长模式的缺陷”，过量的“刺激措施将加剧产能过剩”，“中国今年的经济强势将透支明年的潜在增长”。

这些问题和分析，都是我们在执行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值得警觉的。

中国的经济复苏，只要加大投资就能反弹，形成“V”字型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来看，复苏轨迹呈“U”字型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要急于大幅反弹，“V”型搞不好，会变成“W”型，造成二次衰退。选择“U”字型，给调整结构和经济转型留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随世界经济复苏的轨迹“同步”趋升，在消费被逐步拉升（虽不可能一步登天就成为主力）的同时，借“内外”的“合力”来拉动中国经济。这样，我们付出的复苏成本和代价将是最低，而后期的轨迹发展又最坚实。在经济学中，这就是一种“谁先眨眼睛”的博弈选择。

危机始于失衡，复苏之路在于恢复平衡。世界各经济体都在大幅调整，中国失衡不要因偏执的投资拉动而进一步恶化。

我写此文的目的：

1、 一些学者借用萨谬尔森“现代国民收入决定论”推导出的“高投资是现阶段平衡高储蓄的唯一选择”理论，是有片面性的理论。“唯一性”具有“排它性”，把主要矛盾“最终消费”排斥到次要地位或被删除。在国家振兴计划中，更不应以此作为“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推行之。

2、 要为“消费要素”正名，它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振兴的突破口和最终目标。要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就必须把消费摆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但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理论阐述上不采用“唯一性”，不排斥投资在经济刺激中的重要作用。

3、 投资机构和政府部门，要转变传统的投资观念，把影响我国十多年转型困难的老投资理念，彻底反思和转变过来。从提振“最终消费需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投资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