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是我的父亲陆定一诞辰103周年纪念日。1906年，父亲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尽管从小过着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父亲却很早就投身革命。1925年，父亲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当时的先进思想影响，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实现救国理想。父亲一生革命，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打倒，特别是“文革”中，被关押长达13年。但父亲无怨无悔。在《预立遗嘱》中，他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

相信很多人都对《老山界》一文非常熟悉。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教育和影响了几代青年人。这篇文章是父亲在随同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时写就的，通篇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长征之初，也正是父亲遭遇打击，处于人生低谷之时。借此，通过回忆父亲在长征中的二三事，希望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革命的一生。

一、长征前备受“左倾”路线打击

1931年1月，受“共产国际”米夫支持，王明派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他们执行“左倾”路线，并大搞宗派活动，打击不同意见者。父亲陆定一当时是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也被撤消了部长职务，并被从团中央委员中除名，随后不久，又被开除团籍。我的前母唐义贞同志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也被开除团籍，校方问她以后有何打算？她坚定地说还要革命，于是又分配她去学护理，当护士。

父亲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1931年至1934年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加给我的罪名叫做调和路线，撤职、降职，直到开除团籍。开除团籍意味着连党籍也开除了。团籍是1933年下半年才恢复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才有正式的工作。”

长征前，父亲被撤销了党和团内外的一切领导职务，调到《斗争》杂志编辑部，从事刊物的刻蜡板等杂务工作，被人称作是个“刻字匠”，地位低微，是“异己”分子。

前母从苏联学习回来，在王明上台前又恢复了团籍，并被指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

二、 扛着梭镖参加长征

遵义会议前，长征的指挥者仍是“三人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是太上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情况下，又不愿丢弃“盆盆罐罐”，连兵工厂、印刷厂的笨重设备，都不愿丢下，人挑肩扛，辎重队伍一夜行军走不到二三十里，处处陷于被动，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由父亲执笔所写的《长征大事记》中，逐日记载了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的战斗情况：由于行动缓慢，突破湘江的战斗从11月25日一直打到12月初，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近8万人，锐减到了3万。

此种状况，到12月18日开始发生了转变。这即是党史上所说的“通道转兵，黎平整编”。这是由毛泽东同志力主的结果，是由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据陆定一《长征大事记》的记载，转兵和整编是同一天在黎平进行的。

1936年1月7日，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长征由被动转向主动，由挫折走向了胜利。

“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除主观原因外，听父亲陆定一讲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在战斗中把每天都要向“共产国际”联系和汇报的电台给丢失了，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和汇报了。父亲讲：“现在想来，到是‘塞翁失马’。否则，继续受到共产国际的米夫之流的遥控，我们哪里开得成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部队将一路抬过来的机器设备，不必要的行李辎重，几乎都扔到了赤水河里，同时，部队也进行了缩编。父亲陆定一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了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

父亲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后，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在一起工作。后又调任宣传部部长，并接任小平同志《红星报》的工作，任《红星报》主编。当时长征的条件十分艰苦，进入云（南）贵（州）地区时，地处穷乡僻壤，缺吃少食，但同志们都充满了乐观精神。听父亲讲：在没有吃的，饥肠辘辘时，就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各说各以前吃过的好东西，进行一场“精神会餐”，然后哈哈一笑，又饿着肚子干起工作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原为4开铅印，发行1.73万份，长征中由于条件所限，改为油印，不定期刊，每期七、八百份，一直发到连队。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于1937年改为《八路军军政杂志》。

三、遵义会议后，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王明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但要“突围”和“长征”的思想和精神准备，却是突而其至的。父亲是长征临要出发前才得到通知让他“随部队行动”的。就连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在事前也只是“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直到“遵义会议”后，大家才知道，这次突围行动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没讨论过。

红军长征的启程，据父亲陆定一执笔的《长征大事记》中记载：（是1934年）“10月12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移动”。

6天后，1934年10月18日，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总部首长夜渡于都河。于都县城东门，就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地。196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当地人民在此修建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在碑座的左侧，刻有父亲陆定一手书的《长征组歌》中的第一段歌词内容，其中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的字句。

陆定一当时是被编入“红章纵队”的“干部队”里。他没有任何职务，也不给枪，不配警卫员，是扛着一支梭镖，参加了长征。

我的前母唐义贞同志，由于“身怀六甲”，不能跟随长征，被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后来据毛泽覃同志的爱人贺怡同志讲：红军长征后，唐义贞同志继续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又被开除了党籍。由于执行“左倾”路线，队伍中对她待遇十分残酷，有一次差点把前母拉出枪毙，都已上了绑。但她革命意志不变，她托贺怡阿姨和身边战友向今后组织和父亲传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陆）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父母在这样革命危难又身处打击的情况下，仍相互勉励，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共唱了一曲夫妻正气歌。1935年1月，前母唐义贞被“铲共团”抓去，她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地剖腹开膛，壮烈牺牲。

当时，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有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叫“红星纵队”，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红章纵队主要由军委的后勤、卫生、后方机关人员组成。它下属的“干部队”，主要是由老弱病残人员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大多数人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支梭镖。当时在干部队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以及成仿吾、李坚贞等同志。这些同志的待遇要比父亲好许多，他们也尽量帮助我父亲。父亲的行李，就是由李坚贞同志的马代驮着。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一手拄棍一手提灯长征，黄镇同志为林老画了张速写，一直保存了下来。父亲讲：“这是我们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幅杰作”。

父亲没有职务，他的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是个“宣传员”。

此时的陆定一，虽然一直受着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斥，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在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亦称“老山界”）时，家父陆定一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叫《老山界》。在难苦的长征环境中，文章中充满了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型，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一片写景写情，险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后被编入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整整教育、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父亲在文章中说：“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现今，老人的宿愿已变为现实，一个大大的石碑屹立在老山界上，它已成为湖南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已成为自然保护区，也为纪念红军的长征修建了“红军亭”。父亲在红军亭中为猫儿山题字：“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嵋之秀、庐山之幽”，体现了老人对红军长征中所过第一高山“雄、险、秀、幽”的深刻情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