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党的“七大”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80岁的父亲一次与邓小平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邓小平同志说：《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小平不信，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小平同志惊讶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就 “观止”了。

我自己也记得，60年代要给弟弟陆健健买辆自行车，父母两个打赌看谁出钱，结果妈妈挑出的一篇古文，被父亲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结果妈妈输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记得60年代斯特朗女士去中南海拜会陆定一，组织上专门选派了一女翻译陪她来，父亲发现此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叫翻译到一旁喝茶，父亲与斯特朗一直用英语进行直接交流。80年代，父亲到洛阳玻璃厂，看到大块的平板玻璃在流水线上被大量破损，十分可惜，回京后他向该厂写去一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他的演算，他建议在流水线上要缩小滚轴的间距，这样玻璃板在冷却变形时被相对抬高，就不会在传送中因撞击滚轴而破碎了。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功底深厚，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60年代初，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院士赞叹地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没见过”。

我的父亲陆定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