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一般人可能以为是由主席提出，让陆定一执行的，而实际情况是它是由陆定一提出，而由主席拍板形成的。这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由新华社通稿报道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都指出是陆定一“积极推动并促成了”“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双百方针，还原了它本来的历史面貌。毛主席是在第二年，即在1957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才全面阐述了他对“双百”的观点。

1956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父亲脱开十大关系内容，专门就“关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也即允许自由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毛主席在第二天作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对外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

中央并指示父亲在中南海专题向科技文艺界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随后此报告又在“人民日报”全文登出。

1957年反右派以后，‘双百’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很难执行了。毛主席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回归到“阶级斗争”，又被融入到阶级斗争范畴中。

关于“双百”方针的命名问题，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父亲曾两次向我回忆过，他说:(毛)主席非常赞赏这个促进科学和繁荣艺术的方针和建议，但取个什么名字呢？主席召集我和(陈)伯达等几个人，临时碰了一下头。(陈)伯达讲:主席对戏剧方面过去有个题词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争论叫“百家争鸣”，现在，取这两个“百”字，把它扩展到整个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这个方针就叫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毛)主席听后拍案叫绝，说“好啊！”。主席又回过头问:(陆)定一，你是(建议的)提出者，你看怎样？我(注:指陆定一)说:很好！不愧是老夫子(注:中央同志内部称陈伯达为“老夫子”)。主席重复了一遍，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好啊！繁荣兴旺又吉利。我看，就这么定了！因此，“双百”的具体名称，又是由陈伯达提议的。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名称，并未在“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讨论过，而是在这次小型的、没有会议记录的“碰头会”上就决定了。陈伯达在回顾中，未提及这次碰头会，可能是由于他届时的处境(已成为“四人帮”分子)。但父亲讲:应该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

主席和父亲都提倡“双百”，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通过与父亲晚年的多次交谈，使我理解到，父亲认为学术问题和技术、艺术问题，具有“二元性”的特征，即它不仅有“社会属性”，是为社会、为阶级服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然属性” ，即有它自身的不同规律性和自然特性。父亲认为：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同时兼有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采用否定自然属性或否定社会属性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而在“二元论”中，自然属性又应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要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片面地滥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属性。父亲讲：当时卫生部一位主要领导曾提出“中医是封建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一元论”的观点，是在扣政治帽子。这怎麽行呢？不管中医西医，都是千百年经验和实践的总结，有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自然属性”。只要能治病，我们都应鼓励它发展，而不应去取消它、排斥它。

父亲讲：“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

父亲这一辈子，主要是管文教卫体宣领域，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能在这些范围内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阶级斗争为纲” 的那种大政治环境下提出“双百”方针，提出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即‘四大自由’） ”，“要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父亲提出这些主张是十分不易的。

至今，建国初期的一些方针已经基本不提了，不再延用了，但“双百”方针仍是“先进文化” 、“科教兴国” 、“和谐社会” 和“科学发展观”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针，被延续并发扬光大。

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虽然这条道路会还很长很长，仍十分曲折，不可预见的。但毕竟陆定一是建国之后在我党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和开拓的第一人。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我的父亲陆定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