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7年5月 毛主席也说：“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总理致信党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众压下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

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主席把此事看作是政治问题了，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在这之后的60年代初，父亲敢于挺身直谏保故宫，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我的父亲陆定一（3）